第一章 大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
第一节 帮助国民党建立地方组织
一、帮助国民党建立直隶省党部及各市县党部
(一)帮助国民党建立直隶省党部和天津市党部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在同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三届一中全会上，决定进一步促进国民党改组。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组织，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中国共产党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一并加入”，凡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中共则为之建立。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俄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了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改组国民党的决议。
直隶省是军阀争夺的战略要地，国民党没有统一组织，只有少数国民党员在大城市上层人士中活动，力量很弱。
以李大钊为主要领导人的中共北京区委根据中共三届一中全会精神，指派共产党员到各地去帮助国民党建立组织，发展党员。
1924年2月，于方舟(共产党员、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江浩(共产党员、同盟会员、国会议员)、李锡九(共产党员、同盟会员)等人在天津法租界普爱里11号开始筹建国民党直隶省临时党部和天津市党部。同月，国民党直隶省临时党部和天津市党部成立，内设常务、组织、宣传、青年、农工、妇女等部。国民党直隶省临时党部的委员全部由共产党员担任，常务部长江浩、组织部长李锡九、宣传部长于方舟、青年部长李逸、农工部长张兆丰、妇女部长邓颖超。省、市党部机关设在英租界张庄大桥义庆里19号。五卅运动爆发后，为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省党部增补了叶善枝、翟少痴、吕职人；市党部增补了辛璞田、史汉清、何雪、姚西园、宋朝义。
1924年4月，在中共北京区委的帮助下，成立了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管辖地区有：京、直、鲁、豫、热、察绥、奉、吉、黑、内蒙、哈尔滨、晋、甘、新等。李大钊任组织部长、于树德任青年部长。何孟友邻、蔡和森、朱务善、张昆弟、王尽美、缪伯英共产党员参加执行部工作。
遵照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中关于“本党以后一切宣传、出版、人民组织及其他实际运动，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的精神，中共天津地委的工作大都是以国民党的名义进行的。当时，直隶省国共两党合作的主要任务是发展两党组织。一般先发展国民党员，然后在国民党员中择其先进者，吸收为共产党员。国民党直隶省临时党部成立以后，江浩、李锡九利用他们是老同盟会员在上层社会关系多的条件，着重在上层人士中发展国民党员。于方舟则广泛地接触社会各界进步人士，在学生、工人、农民中发展国民党员。他们还派人到直隶省各市、县发展国民党组织。
(二)帮助国民党建立保定市及周围各县党部
1、帮助国民党建立保定市党部
1924年5月，中共北京区委派遣共产党员李锡九到保定同中共保定地方组织协商改组国民党问题。经研究决定，以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为骨干改组国民党。在中共保定地方组织的协助下，李锡九在保定甲种工业学校礼堂召开国共合作动员大会，育德中学、直隶二师、直隶女二师、直隶六中、河北大学等学校的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和一些进步学生参加会议。李锡九在会上做了以国共合作为主题的报告。会后，中共保定地方组织根据中共三大精神，对国共合作问题做出三项决定，并付诸实施：
⑴派遣共产党员张廷瑞、陶永立、孙有曾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唐朴农、郭嘉章、刘宪曾首批加入国民党。由陶永立、刘宪曾、郭嘉章具体负责改组国民党工作。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和孤立右派的斗争，以形成左派势力，壮大革命力量，巩固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
⑵协助成立国民党保定市党部。地址设在保定西大街贤良祠。张廷瑞任市党部书记，张秉均任组织部长，刘宪曾、孙有曾负责宣传工作。到1925年春，国民党保定市党部书记由张秉均继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刘秀峰任组织部长。
⑶派出共产党员在城乡发展国民党员，建立国民党组织。在改组国民党工作中，共产党员一般都跨党。为扩大国民党内的进步势力，促进国共合作的发展，1924年11月，中共保定地方组织决定张福堂、戴培元、武述文(武海霞)等30余名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第二批加入国民党，并帮助国民党保定市党部建立了劳动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市政委员会、反帝国主义委员会等组织。使保定地区的形势由二七惨案后的低潮逐渐向高潮发展。
2、帮助国民党建立保定周围各县党部
1925年5月，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国民党直隶省党部负责人于方舟到容城县从事革命活动。当时，容城县的白龙村敬业高级小学基础很好，人称“小育德”县教育局把于方舟介绍到这所学校。他通过向师生介绍国民党一大的情况，宣传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把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以及《列宁政治生活》、《中国农民》和《向导》等进步书刊送给师生阅读。他还以聊天、讲故事的方式接近群众，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和南方的农民运动，通过七八天的工作，发现并掌握一部分进步分子，在此基础上发展一批国民党员，建立了容城县国民党部，由陈跃武(县教育局督学)任党部主任，蔡希夷、王任卿、杨子英、王祥波、崔子光为委员。
与此同时，中共保定地方组织根据中共北方区委的指示，利用暑假、寒假和课余时间，派遣共产党员深入铁路、工厂、学校、县城、农村宣传中共统一战线方针、政策， 民党建立组织。直隶二师学生王志远(共产党员)在博野县小庄头、东墟发展王文玉、王家楷、翟子玉、边贯五等加入国民党，并于1925年在东墟村建立国民党区分部，由王文玉任区分部书记。
1925年冬，直隶二师学生刘宪曾(共产党员)利用寒假回家的机会，先后在蠡县高小、李岗、洪善堡、七器、屯里、蔺岗、滑岗、郑家庄、两百尺、荣家营、荆邱等20多个村庄发展一批国民党员。其中部分村庄还建立了国民党的基层组织。1927年春在城内高小学校的教室里，成立了国民党蠡县县党部。选举任艺铺、刘宪曾、宋渤舟、张代鲁、刘通庸、张宅安、梁度也为委员。其中有5人为中共党员。
李锡九在安平县和饶阳县发展一批国民党员，建立国民党县党部。直隶二是由学生王之平(共产党员)与何厚之、陈观民等人建立了国民党满城县党部。阎振熙等人建立了国民党清苑县党部。
(三)帮助国民党建立唐山区分部
1924年9月，中共 委帮助唐山大学建立了国民党区分部。随后，又在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建立国民党区分部，利用国民党的旗帜开展国民运动。同年12月，唐山大学和京奉 铁路唐山制造厂两个国民党区分部合并，正式成立国民党唐山区分部。中共唐山地委负责人邓培为国民党唐山区分部负责人。当时，在发展国民党员时，注意吸收其中的优秀分子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同时，也动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在唐山大学的30余名国民党员中，有20多名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
(四)帮助国民党建立玉田县党部
1925年夏，共产党员江浩以国民党直隶省党部负责人的身份，组织在京津读书回乡度假的进步学生在玉田开展革命活动。他们通过举办“小学都是暑期讲学会”、进行反帝反封建和提倡科学、民主的宣传，在进步都是中发展一批国民党员，建立了国民党玉田县党部。
(五)帮助国民党建立彭城区党部
1926年8月，共产党员李相虞根据中共北方区委的指示，在彭城发展小学教员吴锡三、阎纯儒、黄隽之(世杰)等5人加入国民党，建立国民党彭城区分部，由李相虞负责区分部工作。1927年春，许洪秀、张品浩、田寿仁、徐洪觉、路凤视差、戴韨章、赵丰山等人先后加入国民党。五六月间，国民党彭城区分部改为区党部，仍由李相虞负责，阎纯儒、戴韨章、许洪秀等人为委员。
在中共北京(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的领导下，直隶省的国民党组织发展很快。1925年10月，直隶省有国民党员1500人。1926年5月，据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会统计，直隶省共有县、市党部53个，区党部60个，区分部244个，党员5300人。
二、帮助国民党建立热河特别区党部
1924年，以李大钊主要领导人的中共北京区委派遣共产党员韩麟符(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委员)回热河原籍建立国民党党部。韩麟符到热河首府承德以后，以陈镜湖、郑丕烈、杜真生等热河师范和热河中学的青年学生，建立两校学生联合会，宣传三民主义，并在两校师生中散发有关革命活动的小册子，提高了一些青年学生的觉悟，使何柏寿、王锡福、王兴国等一大批进步青年追随在他们左右。在此基础上，1925年3月，陈镜湖、杜真生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在承德南营子大街三条胡同的一个大院里，建立了国民党热河党部。由陈镜湖、杜真生等担任执行委员。国民党热河特别区党部和中共热河工委在一起办公，一套人马，两个组织。
到1925年10月，热河特别行政区有国民党员800人。1926年5月，有国民党县市党部8个，党员3500人。
三、帮助国民党建立察哈尔特别区党部
1925年10月，李大钊以国民党驻华北特派员的身份第四次到张家口。通过努力，成立国民党察哈尔特别区党部。在国民党员400人。到1926年5月，有国民党县市党部6个，党员3200人。

第二节 联合国民军
一、劝说冯玉祥西北屯垦戍边和促进苏联援冯
1924年11月，李大钊在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回到北京后，好召开赵世炎、彭建华等人参加的会议。会议研究了如何争取冯玉祥的问题。并决定派共产党员到国民军中开展工作。
段祺瑞执政后，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反对冯玉祥。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认为让他到贫苦、寒冷、交通闭塞、远离海口的西北地区，是段祺瑞、张作霖的阴谋，拒不受命。
中共北京区委和李大钊认为西北地区虽运离海岸，但段祺瑞、张作霖的势力鞭长莫及，大有经营余地。又由于西北背靠苏联，可争取其援助。1925年1月，李大钊与孙中山的代表徐谦和冯玉祥进行多次长谈，使其同意接受西北边防督办职务。
冯玉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后，李大钊为进一步建立冯玉祥国民军同苏联政府之间的联系，多次往返于北京苏联大使馆与张家口冯玉祥国民军总部之间，进行活动。
1925年2月底，冯玉祥亲自派秘书毛以亨先在北京与李大钊、徐谦到张家口。毛以亨先在北京与李大钊、徐谦商谈两天，然后陪同李大钊和徐谦到张家口。冯玉祥在土尔沟自己的办公室迎候，并与李、徐会谈。参加会谈的有国民军参谋长刘骥、副官长张允荣、外事处长唐悦良和秘书毛以亨。经过一整天的会谈，达成要求苏联缎带予国民军军事援助的协议，拟定了要求援助的具体内容。李、徐请冯玉祥派负责人员到北京，与苏联驻北京大使加拉罕谈判军援的具体内容和措施。
根据张家口会谈结果，冯玉祥很书信派国民军参谋长刘骥、外事处长唐悦良和外交专员包世杰等到北京，同苏联驻北京大使加拉罕商谈苏联援助国民军各种武器装备的项目和数量。苏方当即答应，给国民军的步枪、机枪、大炮及各种弹药，均为无偿赠送。
苏联政府于1925年3月21日，通过了援助国民军武器和弹药，并派遣顾问和教官的决议。
1925年5月，苏联派遣前远东军区总司令任江为首的军事顾问团30人，经外蒙到达张家口。在苏联顾问团的指导和帮助下，冯玉祥建立步兵、机枪、炮兵、工兵和骑兵学校。苏联专家主持整个教学过程，并自亲授课。冯玉祥还在张家口、丰镇和平地泉设立3个训练基地，由苏联顾问帮助训练部队。苏联顾问还帮助冯玉祥建立武器和弹药工厂。
二、李大钊与国民军的政治工作
冯玉祥虽然保持与孙中山友好，尊重国民党，但并不急于同革命的南方合作。在冯玉祥的部队，禁止任何宣传鼓动。下级军官和士兵又不识字，不懂得革命的目的和意义。这个问题不解决，部队革命化就很困难。
1925年5月，李大钊以很大精力同冯玉祥会谈，劝说冯玉祥在部队建立政治工作。李大钊对冯玉祥说：你的部队要真正革命，必须重视政治工作，要联俄联共。李大钊还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向苏联顾问团的领导人提出建议，共同劝说冯玉祥及国民军指挥员，使他们确信在部队实行政治工作的必要性。李大钊提出了部队的政治学习计划，建议俱乐部应当成为政治工作的中心和基地。要在俱乐部周围建立各种上政治组织与文化组织，开设研究政治经济学小组和研究孙文主义小组，并预定成立10个俱乐部。经过李大钊的努力，终于使冯玉祥批准李大钊的建议议案，决定先建立两个俱乐部，而且委托李大钊领导政治工作。从此，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开创了在中国旧式军队中开展革命政治工作的新纪元。
当时，冯玉祥在张家口修建了一座国民军总部和西北边防督办公署，取名新村。冯玉祥在新村大院里开设图书馆和礼堂，作为轮训营以上军官的场所和开展政治工作的阵地。
为开展国民军的政治工作，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选派宣侠父、陶新畲等一批共产党员以国民党员的身份为掩护，到国民军中工作。宣、陶到达张家口后，冯玉祥亲自接见谈话。他认为李大钊介绍来的人，肯定是有学问的，有爱国热情的，便安排他们到新村担任宣传员。宣侠父和陶新畲主管图书馆后，充实了马列主义书籍和孙中山著作，增添《政治经济学》等书刊和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
在宣侠父、陶新畲的帮助下，国民军总部设立了宣传部，派出宣传员对各军官长讲解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及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新三民主义的各项内容，并选派官兵中政治训练成绩优良分子，到各部队和各机关宣传讲解，还派政治工作人员到附近农村宣传三民主义，联系人民群众。宣传方法灵活多样，除散发传单、报刊、漫画，发表讲演外，还表演新剧，使闭塞的察绥各地的革命空气浓厚起来。
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冯玉祥在新村开办营以上军官轮训班，主要学习新三民主义。宣侠父、陶新畲也和受训军官在一起生活和学习，并积极向军官们宣传革命道理。他们通过轮训班结识了孙良诚、吉鸿昌、梁冠英、孙连仲等高级军官，在国民军上层进行宣传和团结工作。后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后，宣侠父、陶新畲公开了共产党员身份，宣侠父成为孙良诚部的政治部主任，陶新畲成为孙连仲部的政治部主任。
为扩大革命宣传，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选派共产党人为国民军办了两个机关报：一个是在张家口办的《察哈尔日报》；一个是在包头办的《西北日报》。
三、帮助冯玉祥创办西北军干部学校、派员赴苏学习军事和确定国民军战略方针
(一)帮助冯玉祥创办西北军干部学校
1925年五卅惨案以后，在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下，全国各地特别是京津地区的爱国学生，在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地委)的发动下，纷纷投奔张家口冯玉祥的国民军。为了收容这批学生，使国民军吸收新鲜血液，李大钊、徐谦建议冯玉祥开办西北军干部学校，对这些学生亢以军事训练。冯玉祥与其部将商议后，接受了李、徐的建议，成立西北军干部学校，将投奔来的700余名学生编为5个中队，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委托陈琢如为校长，先把学兵团的优秀营长任中队长。李大钊亲自帮助冯玉祥筹办这所学校，并派宣侠父到军校工作。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也由李大钊介绍到军校担任教员和翻译工作。军校中的许多学员经过培养后，发展为共产党员，1925年10月，建立了中共西北陆军干部学校支部。
(二)帮助冯玉祥派员赴苏学习军事
1925年9月，李大钊为使国民军全面系统地学习苏联红军战胜沙皇白军和粉碎14个帝国主义国家军队围攻苏联的宝贵经验，建议冯玉视差派团以上军事干部赴苏学习。从9月27日到10月20日，冯玉祥派出国民军第一军代表团，在莫斯科同苏联方面进行谈判，要求派军官赴苏学习。苏方同意冯玉祥的请求。10月，冯玉祥派参谋长熊斌率团级军官鲁崇义等赴苏联学习，并从学兵团挑选15名优秀连、排长到基辅军官学校学习军事。
(三)帮助国民联军确定“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
国民军兵败南口以后，物质缺乏，士气低落，军纪涣散。在这种情况下，急需解决国民军战略方针问题。当时，在国民军将领中持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是，部队仍应由五原回师，收复南口，然后夺回北京一种意见是，由五原西征，进取陕西，出兵潼关，与北伐军南北对进，会师中原。但这两种方案都面临很大困难。
在冯玉祥举旗不定之时，中共中央于1926年9月12日对此作出明确决策，指出：“国民军现时地盘，只剩得甘肃及绥远之一角，非取陕西不能生存。得陕西后，可望东出潼关，沿陇海路直下河南，与北伐军联成一气，退亦可暂自保，以备将来与南方北伐军夹攻奉军。”
在国民军五原誓师前夕，李大钊在9月8日缎带中共中央的政治报告中，就提出了国民军的作战方针应是固甘援陕，东出潼关，会师中原。他在报告中说：“出兵陕西，经富(府)谷县、葭县、延川、洛川、耀县，攻取同州，直扑潼关，一可以阻吴败退入陕之路，一则可以解西安、三原之围”。五原誓师后，李大钊派人将这一战略计划送给冯玉祥。冯当即召开将领会议讨论，一致决定采取李大钊的战略方针，实行“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八字行动方针。从此以后，国民联军进军陕西，解围西安，出兵潼关，会师中原的一切胜利，都是实行李大钊正确的战略方针的结果。

第二章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
第一节 对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工作
一、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与冯玉祥的合作
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在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失败以后，率余部避居山西汾阳山中。他总结历次反蒋失败的经验教训后，主动靠近中国共产党，寻找新的出路。与此同时，中共化增强政治保卫局负责人吴成方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报告，认为冯玉祥系在野失意军人，有抗日爱国热情，他与南京国民党当局不同，应区别对待。根据中共中央特科陈赓传达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口授的“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办事，不执行‘打倒一切’的政策”的指示精神，吴成方决定与冯玉祥建立联系，遂派共产党员肖明于1931年11月到山西汾阳裕道河与冯玉祥秘密会见。经过坦诚交谈，双方达成共识。冯玉祥表示愿意与中共再次合作，组织抗日武装共同抵御日寇。为了准备与冯玉祥合作，中共北方局在汾阳军校发展一批共产党员，并从上海、北平等地抽调一批共产党员到汾阳军校工作。
1932年10月，根据中共的建议，冯玉祥移居张家口。同年11月，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代表肖明与冯玉祥的代表在北平会晤，具体商谈合作抗日问题。冯玉祥要求共产党员派人到张家口帮助他组织新的军队和抗日政府。1933年1月，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派遣共产党员张存实、许权中、张慕陶(张金刃)与吴化梓前往张家口，同先期到达的武止戈组成中共张家口特委，协助冯玉祥策划抗日。张慕陶负责上层活动，直接与冯玉祥联系；吴化梓负责文化宣传工作；武止戈负责军事，并被冯玉祥派往外蒙古，以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求得国际援助。经过协商，中共张家口特委起草的《民众抗日同盟纲领》得到冯玉祥的认可(后被抗日同盟军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通过)。1933年4月份，由共产党员朱其文编辑出版了特委机关报----《抗日阵线报》。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指定肖明负责对特委的联系与指导。在此期间，特委派遣中共党员分赴东北军张廷枢部与黄显声部活动，策应将崛起的抗日同盟军。热河“抗日救国军”领导人黄守中，也由特委发动来到张家口，将其所部编为抗日同盟军第十八军。
在此前后，共产党员宣侠父、张存实、刘少文和汾阳军校的共产党员赵力钧等被派往张家口工作。
二、中共河北前委与冯玉祥的合作
1933年5月初，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负责人吴成方在得不到上级指示的情况下，为了推动抗日同盟军工作，遂向全总华北办事处负责人饶漱石介绍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酝酿和组织情况，要求他转告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和中共河北省委派得力干部指导这一工作。5月中旬，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田夫派遣柯庆施到张家口，组织中共河北省前线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前委)，取代中共张家口特委，领导察哈尔地区军队和地方的一切工作。由柯庆施、邹春生、王少春、张存实为常委，许权中、刘振过、刘少文、老方、小张等9人为委员，柯庆施任书记。除上述人员外，先后还有宣侠父、武止戈、史汀生、张慕陶、小朱(周仁山)等参加前委工作。
为了宣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斗争，前委掌握了改组后的察哈尔省政府报纸《国民新报》，将原中共张家口特委创办的《抗日阵线报》改名为《老百姓报》，并以抗日救亡会的名义主办《民众日报》。这对于宣传抗日同盟军的战绩，教育群众，激励前方将士，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共产党的帮助下，1933年5月26日，在张家口桥东的大操场上，举行有数千名军民参加的察哈尔民众御侮救亡大会。经大会决议，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会后，数千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冯玉祥通电全国，宣誓就职，并表示坚决抗日收复失地的决心。
6月15日，在张家口召开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由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张允荣、佟麟阁、邓文、张人杰、邱山宁、孙良诚、张慕陶、宣侠父等11人为常务委员，并对参加抗日同盟军的各部队进行整编，全军共10万余人。部队的装备虽不够精良，但士气高涨，广大将士纷纷请缨杀敌御侮。
中共临时中央、中共河北省委、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以及后来恢复的中共张家口地方组织先后向抗日同盟军各部队派遣了大批和干部，其中包括由平津及全国各地奔向张家口参加抗日的青年学生。在抗日同盟军各部，以师为单位，建立中共工作委员会和支部。中共领导下的二师、五师、十六师、十八师的营、连都公开组织士兵委员会。在抗日同盟军各部队中，大约有330名共产党员。比较著名的有：张慕陶、吴化梓、张克侠、吉鸿昌、王霖、武止戈、宣侠父、陈天秩、张韬、许权中、刘少文、谢子长、阎红彦、王其梅、刘仁、孔原、孙大光、韩庄、李连山、王子木、黄秋平、刘吉、王纪亭、魏鹏生、吕向晨、赵梅生、贾振中、周茂兰、尹心田、宋文敏等。
日本侵略军占领热河以后，继续进攻长城各口，并指使伪军占领察哈尔省的张北、宝昌、康保、沽源、多伦和商都6县。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以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收复察北失地。为此，各部队先后向察北挺进。
中共地下组织从各方面积极支持和援助抗日同盟军。前委除开展御敌救亡协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外，并派出一批中共党员到抗日同盟军各部队担任政治处长和其他重要职务。
在抗日同盟军胜利进军的情况下，中共临时中央、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和中共河北省委执行一系列“左”的政策。中共临时中央指示前委将在中共影响下的军队“发展成为红军”，带到河北、山西两省交界界地我建立新的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
中共临时中央一再指示前委要警惕冯玉祥“不可避免的叛变”，要“防备敌人向我们进攻”，要注前委与冯玉祥保持“一种非正式关系”。据此，前委对冯玉祥等人采取不信任态度，认为冯玉祥等人组织抗日同盟军只是企图利用群众的革命情绪，以扩大个人势力。这样一来，原来由中共张家口特委与冯玉祥建立的合作关系已名存实亡。
与此同时，前委致力于发动群众，组织斗争。1933年5月17日和6月4日，连续两次组织群众集会，示威游行。游行群众占领国民党察哈尔省党部，提出反对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口号。国民党当局则乘机叫嚣“张垣赤化”。国民政府北平军分会领导人何应钦则电促冯玉祥“忍辱负重”，取消抗日同盟军。冯玉祥迫于国民党当局的压力，提出“内红外不红”的“西瓜政策”，并于6月11日发出否认赤化通电，取消同盟军政治部，禁止宣传队外出演讲，禁止喊打倒南京政府口号，下令关闭《民众日报》等报刊。6月14日，冯玉祥表示，如宋哲元返察，取消名义不成问题。前委遂于6月20日召开有3000余人参加的“反妥协”群众大会，提出“反对取消抗日同盟军，反对任何妥协!”、“民众自动武装起来，保卫张家口的革命运动!”等口号。大会通过7项决议，发表宣言，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同日，冯玉祥改变了妥协态度，表示绝不取消抗日同盟军。6月21日，前委派出以柯庆施为首的“三人团”及宣传队10余人承受军开赴察北前线，领导部队的政治工作并发动群众组织农民武装。
担任北路总指挥的吉鸿昌(共产党员)率领第二师和第五师的一部以及骑兵第十六军共2万多人马，于1933年6月下旬向宝昌进击，22日收复康保，7月1日收复宝昌。李忠义部收复沽源。7月12日，收复多伦。连克4县，震惊中外。各地同胞及海外爱国侨胞纷纷来电致贺。为准备收复热河及东北失地，7月下旬，成立收复东北四省委员会，拟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改名为东北民众大同盟。
在抗日同盟军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前委又接到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和中共河北省委的联合指示信。指示信强调指出：同盟军“要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红军，在河北、山西边境地带首先实行土地革命”。并明确要求前委改组成为秘密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要求把一部分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拉走。7月初，前委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代表和河北省委的秘密指示信，决定在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时，将中共领导下的军事力量暂时北移张北，万不得已时西去，但不离开河北和山西，争取向南发展到蔚县一带。对指示信中提出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暂不设立，但积极准备。
在抗日同盟军收复失地的同时，蒋介石调动国民党军队16个师15万人，于1933年7月31日封锁平绥铁路下花园至柴沟堡的交通，断绝抗日同盟军的弹药、粮食补给和伤员赴北平的通路。面对中共“左”的政策和国民政府的压力，冯玉祥被迫再次妥协，于8月4日召开研究紧急处理察省危急形势会议后，8月5日宣布下野，取消抗日同盟军，并接受宋哲元收察收编。
三、中共河北省委直接领导正气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冯玉祥下野以后，中共河北前委于8月7日召开会议，讨论对策。会议决定由方振武和吉鸿昌发表通电，反对取消抗日同盟军名义，誓死抗战到底。8月8日，前委再次召开会议，提出“以革命战争回答国民党的进攻”的口号，决定把在中共影响下的部队、抗日救亡团体和报社工作人员撤往张北坚持斗争，前委随军同行，留下办事处和中共张家口市委一起坚持地下斗争。
撤往张北的部队有二师吉鸿昌部(所属五师原驻张北)、十八师、六师及方振武的教导团，共1.5万余人。部队在张北滞留约半个月后出发。8月中旬，前委在抗日同盟军中正式公开，并召开第一次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由张慕陶担任军委党团书记。8月24日，前委在张北二泉井召开的会议上改组军委常委会，由柯庆施、张慕陶、宣侠父、吉鸿昌、许权中、刘振远、柳青庭7人组成。9月9日，方振武部与吉鸿昌部在独石口会师，前委与方、吉两部同行，以便掩护出山。
随着抗日同盟军的建立和发展，前委“左”的错误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早在6月下旬，前委在发动群众反对冯玉祥“妥协”的同时，在党内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指责原中共张家口特委同冯玉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法是“军阀尾巴主义路线”，指责张慕陶、武止戈实际成了冯玉祥的代理人。前委不仅改变了同冯玉祥等人的关系，也改变了抗日同盟军的任务。前委明确提出要“由无产阶级争取到独立的领导权，领导广泛的士兵、义勇军与革命群众，脱离冯玉祥等的控制，把抗日同盟军转变为真正民族革命战争的力量，进行彻底反日反国民党的战争，把革命战争与土地革命联系起来，发展到创造北方苏维埃的道路。”随着前委“左”的错误的发展，原中共张家口特委成员及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派往张家口的主要干部或被撤职或被调离。张慕陶先被撤销工作，后在独石口以师为单位召开的党员大会上，被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党籍。同时被开除党籍的还有王霖、尹心田、周茂兰和贾振中。会上，一些做负责工作的党员认为应该对整个党内的机会主义存在加以分析和清算，总结教训。
在此期间，吉鸿昌受方振武、汤玉麟、刘桂堂之邀，开会决定将抗日同盟军易帜为“讨贼联军”(在习惯上仍称呼其为“抗日同盟军”)。推举方振武为总司令。前委在政治上坚决反对易帜，认为这是反对革命的立场。在军事上则与之同行。在此前后，号称抗日同盟军主力的二师、骑兵第五师、第六师及吉鸿昌部的第四师，均先后被宋哲元改编。独石口会议后，前委与十八师为一路，吉鸿昌的五师与教导队为一路，方振武部为一路，3路分别东进。部队向怀柔、昌平、顺义的中间地带集结，提出了“八月十五(公历10月4日)攻进北平城”的口号。9月22日，前委在怀柔境内的稻田洼(即稻子坑)成立前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参谋部，由许权中负责。月底，方振武部与吉鸿昌部在向大、小汤崇山峻岭转移途中，遭到国民政府北平军分会所属部队的3路截击和日军飞机的轰炸，方振武3个团被俘。吉鸿昌部在袭昌平，占明十三陵后，亦遭袭击，被迫退入昌平西北部山中。前委承受十八师与五师会合。10月2日，前委书记柯庆离以赴北平汇报工作为由，去蔚县寻找建立根据地的关系，离开抗日同盟军。行前将前委领导工作移交给小朱(周仁山)和邹春生。由邹春生任前委代理书记。军事工作由许权中负责。10月8日，抗日同盟军第五师、十八师和方振武的手枪队在葫芦河附近驻扎时，遭国民政府军第一二九师、一三零师等5个师10倍于同盟军兵力之敌的进攻。吉鸿昌身先士卒，率领士兵一鼓作气攻占大、小汤山，歼敌一个团，同盟军伤亡50余人。翌日，同盟军遭到何应钦邀来的日军的大规模合击，伤亡惨重，弹尽粮绝。原中共特委成员、吉鸿昌部参谋长武止戈亦遭日军飞机轰炸阵亡。10月16日，在国民政府军和日军的围、追、堵、截住和北平商会、红 会代表的促使下，方振武和吉鸿昌被迫接受“和平解决”，于正告时半发表通电，申述抗日经过及不得不离开军队之苦衷。然后，被押往北平，方、吉二人余中逃脱，所部6000余人被缴械，抗日同盟军遭到失败。
10月下旬，中共河北省委召集回到北平的前委成员开会，讨论接待和安排返回北平的抗日同盟军干部的方案。中共临时中央驻北方代表及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指定李华生负责处理抗日同盟军返平干部的善后问题。
10月28日，中共河北省委就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被国民党军队缴械事发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对抗日士兵的缴械与屠杀告民众书》，号召华北民众继续努力奋斗“用自动武装起义、罢工、关车、示威，抗议国民党对抗日士兵的缴械与屠杀”，“武装起来，继续扩大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统治，创造北方苏维埃与红军”。
第二节 支援国民党军长城抗战和绥远抗战
1933年1月1日长城抗战开始后，在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不许人民群众抗日的情况下，1月15日，中共河北省委通过《关于河北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忟》，号召“工农联合起来，武装保卫平津与河北，援助并参加前线兵士与义勇军的反日战争”。在中共河北省委的号召下，河北各地群众以实际行动支援国民党军队长城抗战。
1月17日，中共京东特委向中共河北省委的报告称：昌黎、乐亭的小店员约有1万多人失业，北宁路的工人、山海关的民众受到日军的蹂躏，京东一带工农生活日益破产，反帝反国民党情绪日益高涨；反日义勇军各县都有，过去一个时期在京乐组成义勇军开出山海关的约有万人以上。
1月20日，奉命东调，开赴长城前线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先后驻在通州、三河、蓟县、玉田等地，受到当地群众热烈欢迎。蓟县反帝同盟组织积极发动群众慰问部队，并组织小船坞衣组、送信组、宣传组为部队服务。玉田县各界组成支应局，抽出十几人为二十九军刘汝明师服务。农民群众为支援长城抗战，对部队所需物资不计价钱高低，踊跃交纳。并按支应局统一部署，用大车源源送往部队驻地。
迁安县地处长城脚下，在长城抗战爆发前，中共迁安县委就召集党员和群众开会，声讨日军侵略罪行，揭露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会后，中共迁安县委发动党员广贴抗日标语、秘密调查和收集枪支，团结和吸收抗日力量。在日军进逼长城之际，中共迁安县委立即组织由共产党员高继先率领的抗日自卫团，配合二十九军作战。中共迁安县委的抗日行动，激发了当地群众的抗日热情。迁安县西部的团汀、彭庄、潵河桥、路庄、汉儿庄一带以及遵化县罗文峪等地的群众，不分尽是夜地帮助部队挖战壕、修工事。据当年参加支前的路庄老人回忆：仅路庄一村，在长城抗战中每天就有20至30人不分昼夜(多在夜间)到附近山上去挖战壕，持续两个多月，累计出工1800余人次，在坚硬的山梁上挖成宽2.3米，深1.7米，长度超过1.5公里的战壕。全村卸下门板150多块为部队修建掩体。并砍倒许多栗子树，用以修工事和修鹿砦。当时农民生活非常艰苦，但只要抗日需要，群众都会毫不吝惜地全力支援。在战斗过程中，当地人民群众还不惧危险给前线部队送水、送饭、运送公务员和打扫战场。喜峰口农民关仁景和于连贵，在二十九军大刀队夜袭日军炮兵阵地时，自愿带路，负伤而归。还有的农民火线参军，直接参加保卫家乡的战斗。遵化省立五中部分学生也赴罗文峪前线与二十九军官兵并肩战斗。
随着日军步步深入，冀东内地群众也以各种形式反对侵略。1933年6月，在共产党员范作一支持下，以民团头目刘品为首，在丰润与遵化交界的左家坞附近53个村庄的2000余名农民，持粗劣武器，在景匡峪一带伏击日军给养车，击毙日军10余人，并缴获一些物资。农民牺牲50余人。
1933年春，郑桂林率第四十八路抗日义勇军退入关内，被何柱国改编为警备师。在同年4月16日，该部进驻在乐亭县东南部临海三角地区担任警戒任务时，乐亭县西区豪绅地主诬蔑义勇军全是土匪，宣布成立联庄会保卫团，凑钱打义勇军。对此，中共京东特委派人发起反联庄会、反保卫团的斗争，提出“不打义勇军，拥护义勇军”的口号。共产党员李运昌、朱琴轩等人代表该县御侮救亡组织前去慰问。随后，中共乐亭地方组织派朱琴轩等人打入郑部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同年5月，日军侵入冀东腹地，占领古冶，国民党军队弃唐山西退，开滦矿区一片混乱。刚被派到唐山工作的中共唐山市委书记赵秋年(黎玉)和军事委员张维汉研究决定，由张出面组织一支约有四五百名失业工人组成的武装，参加长城抗战。因张不懂军事，队伍由一名姓殷的旧军人率领，张任书记长。该队在寻找正圿部队途中，因缺乏经验，被土匪武装冲散，遭到失败。
1933年12月下旬，孙永勤率民众军突袭车河口伪警察分驻所，缴枪7支。随后，由共产党员关元有(孙部负责人之一)率百余人攻打汉奸岳萌臣在大彭仗子的煤矿城，歼伪军警数十人，缴枪数十支。起义军首战告捷。此后，当地青年纷纷加入，使民众军发展到500余人。
1933年长城抗战以来，河北各地群众用各种不同形式慰劳国民党军抗日将士。北宁路唐山、古冶车站工人共捐款200余元，购买医药、食品、茶水等物品，对从前线撤下来路过车站的中国军队伤员进行慰问。同期，开滦赵各庄矿全体工人每人捐款五角，支援前方将士。该矿员司俱乐部也捐款数百元，购买2040双袜子、2000条毛巾支援前线。开滦唐山矿工人和交通大学唐山学院学生在唐山各要路口设置捐献箱，以便市民捐款。交通大学唐山学院学生还派代表前往滦东前线慰问抗日官兵。正太铁路员工救国会动员全路员工捐献3000余元，另造钢盔1000顶、风镜若干副，送往部队。
4月16日，正太铁路员工救国会派慰劳队员50余人，携带罐头、毛巾、香烟、牛奶、茶叶等物品，前往井陉、获鹿两个后方医院慰问参加长城抗战的负伤将士。5月14日，由罗青率领慰劳队携带罐头、毛巾、饼干等物品前往阳泉慰劳伤员。
1936年11月，伪蒙军李守信、王英部配合日军进犯绥远陶林县红梅尔图，国民党第七军团总指挥傅作义派彭毓斌、董其武率部主动出击，24日收复百灵庙，全国人民为之欢呼，群众团体纷纷到前线慰问。
在中共石家庄市委的领导和影响下，组织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石门各界慰劳前方将士联合会，吸收国民党市党部主任干事、商会新派代表、《正言报》社长和绸缎庄老板参加。共产党员马次青为召集人。然后，吸收工人、商人、学生、律师组成募捐队，一些上层人物的太太、小姐也参加募捐。共产党员朱琏副食妇女募捐队挨家挨户募集捐款。共募集白洋5000余元。由各界代表组成石门各界摇动绥代表团。在驻石东北军内中共组织的支持下，冲破国民党当局的阻挠。12月29日，代表团在马次青的带领下，携带现款、锦旗和用部分袁款购买的慰问品乘火车出发。根据中共石家庄市委的指示，代表团每到一地，便向驻军将领宣传抗日的道理和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代表团经过太原时，受到牺盟会负责人戎子和的欢迎。山西省省长赵戴文和驻军参谋长朱绶光代表阎锡山接受锦旗。1937年1月1日，代表团到达归绥。傅作义接见代表团，接受了锦旗和慰问品，并请代表团共进午餐。
与此同时，正太铁路员工救国会集资1000元，寄给傅作义部队。接到捐款后，傅作义复电感谢正太铁路员工的支援。
上述慰劳活动，对激发抗日将士的爱国热情，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三节 反磨擦斗争
一、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反磨擦斗争
(一)鹿钟麟制造磨擦事件
1938年7月15日，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保安司令鹿钟麟及随行人员打着抗日的旗号，来到冀南抗日根据地中心南宫县。为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国民党军队一道抗战，八路军一二九师首长、中共冀南区委和冀南行政主任公署领导人徐向前、杨秀峰、宋任穷、陈再道等人分别到苏村和县城西关外迎接鹿钟麟，并在南宫县商会召开由各界代表参加的欢迎座谈会。9月18日，还在南宫城外的柏树林召开由5万多群众参加的纪念九一八事变7周年和欢迎鹿钟麟的群众大会。鹿钟麟到达抗日根据地以后，不是去抗击日军的侵略，收复失地。而是向中共和八路军夺取政权和地区，利用驻扎在河北各地的国民党军队同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搞磨擦。
1938年10月底，鹿钟麟向中共提出撤换南宫县抗日县长赵鼎新职务的要求。他的理由有两点：一是赵在以县游击大队长的名义寄给他的一份报告中，在写到“鹿主席”三字时没有抬头；二是赵在参加由鹿钟麟主持的双十节纪念会时迟到了(赵9点半到会，10点钟正式开会)。其目的是将县长换成国民党人。在遭到冀南区党委的严词拒绝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后，鹿仍然坚持撤销赵的职务，但提出继任县长可由中共方面委派。为了照顾鹿的面子，团结其联合抗日，经过双方协商，在明确赵的职务变换纯属正常调动，是辞职而不是撤职以后，在11月份，赵以“身体不好”为由，向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提出辞职，由共产党员肖一舟接替南宫县县长职务。
1938年11月，日军向冀南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冀南区党委和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发动数万群众，开展破路和拆城墙斗争。11月17日晚，日军占领南宫县城。冀南区党委和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带领机关到广宗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鹿钟麟及其随行人员则黑心往枣强。在抗日军民的打击下，日军仅占领南宫县城7天便被迫撤走。
虽然早在1938年8月20-21日，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与鹿钟麟在山西省屯留县故县镇，就河北省的行政、民运和武装指挥等问题会谈时，曾做出关于冀中、冀南行政专区、分区人选暂时照旧不变的决定，但当日军撤走时，鹿钟麟等抢先进驻南宫县城以后，鹿竟在11月27日，以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不知去向为由，宣布予以撤销。当冀南区党委委员、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副主任宋任穷得知这一消息以后，立即派八路军七七一团团长王贵德带领一个去南宫面见鹿钟麟，并呈交宋任穷的亲笔信，信的大意是：我正在阻击敌人，先派七七一团团长王贵德前去与鹿主席联系，我随后去拜访你。王贵德的部队是去保护鹿主席的。鹿钟麟看完信以后，不到两个小时，就带领他的随从人员回到枣强。
1939年1月1日，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工、农、青、妇各抗日救国会通电全国，抗议鹿钟麟非法取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冀西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在中共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保卫抗日政权，反对鹿钟麟，拥护朱德担任河北省主席的群众运动。在群众的压力下，鹿钟麟被迫收回成命，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又回到南宫。1939年2月，在日军“扫荡”日益频繁之际，鹿钟麟及其随行人员仓惶逃往邢台县路罗镇。
(二)石友三制造磨擦事件
国民党冀察战区副总司令石友三部进驻冀南以后，首先拜会了冀南区党委、冀南行政主任公署领导和驻冀南八路军部队首长，表达他合作抗日的决心。南宫县抗日政府则答应，石部所需给养等军需物品由县政府供应。1939年1月8日，八路军一二九师为争取石友三团结抗日，派刘志坚到南宫县乔村与石会谈。26日，一二建筑师同政治委员邓小平再次与石会谈，争取他同八路军团结抗日。但是，在鹿钟麟撤到冀西以后，他却秉承鹿钟麟的旨意，与国民党南宫专员邵鸿基紧密勾结，委任南宫县县长与各区区长，建立南宫县第二政府，进一步加强与中共的磨擦。
1939年2月，当日军重兵合击南宫、清河、枣强、献县、衡水等地，并以千余官兵富进南宫县城时，石部暂三是由派两名参谋与南宫县大队联络，说该是由决心死守南宫，要求县大队配合，共同抗击进攻的日军。双方共同制定了统一的战斗计划：暂三师在城外截击日军，县大队守城并待机增援。可是，当2月9日9点左右，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进攻南宫县城的时候，石部暂三师却逃之夭夭。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县大队被迫撤出县城。当日，日军出城“扫荡”遇到石友三部队时，一枪未放，绕道而走。当日军进攻县大队时，虽然战斗地点距石部保持距离，停止往来。
1939年6月以后，盘踞在南宫县城东马家庄一带，由鹿钟麟任命的邵鸿基政权组成500人的剿共队，到处征收苛捐杂税。他们制定了“按地亩摊派”的税收政策，与抗日县政府制定的“合理负担”的政策对抗。仅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就从南宫及周围各县的数百个村庄勒索小麦、小米几百万公斤，以及货币和布匹等物资。当抗日政府代表与他们谈判如何统一税收政策时，他们竟无理地扣压抗日政府谈判代表周柯平区长，企图以此逼迫抗日政府同意其税收政策。
11月7日，西康村党支部书记、农会主任马洪告，在中共南宫县委的支持下，组织300多名农会会员，在徐马寨集市上游行示威，要求释放被扣压的谈判代表，实行“合理负担”。邵鸿基慑于群众压力，释放了周柯平，被迫同意实行“合理负担”的税收政策。
国民党南宫专员邵鸿基反对使用冀南银行发行的钞票，强迫群众使用由国统区银行发行的钞票。1939年秋，中共南宫县委和二区区委利用各村集日，组织群众开展反对邵鸿基限制使用冀南票的斗争。在高村集上，当石友三部士兵当众撕毁由冀南银行发行的钞票，并毒打使用冀南票的无辜群众时，南宫县锄奸队长李保安组织群众与石部士兵进行面对面的斗争，维护了群众的利益。国民党南宫县二区区长马星五掌握20多条枪。他有枪不抗日，专门用枪刮地皮，坑害群众。1939年秋后，中共南宫县委和二区区委组织3000多名群众，在杨家庄召开声讨大会，控诉马星五和石友三部的罪行。群众高呼“打倒马星五”、“赶走马星五”的口号。会后，群众分3路乌黑国民党二区区公所，马星五被迫逃走。
(三)反顽战役
石友三第十军团主力六十九军及孙良诚部共1.7万人，驻在南宫东南之大营、垂杨、董家庙一带，新八军高树勋部主力集结在冀鲁边。石友三自恃人多枪多，利用武装力量与中共搞磨擦，企图消灭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
1939年11月17日，南宫县锄奸队长李保安等4人，为营救被捕同志，被石部袭击，全部牺牲；1940年1月31日，南宫县西康村支部书记、农会主任马洪告，因组织群众反对“按地亩摊派”，被石部抓捕，割掉舌头后被活埋；1940年初，石部的一个骑兵连开进大辛庄，把机枪驾在中共南宫县委和抗日县政府的大门口，以武力相威胁。中共南宫县委和县政府为避免冲突，决定撤走。凡公开活动的共产党员都随县委和县政府转移到城西曹村一带。石部还将八路军在清河以北所存的迫击炮两门、步枪600余抢走。
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一二九是由首长决定发动反顽战役，对石友三部的倒行逆施予以武力打击。反顽战役由宋任穷和程子华指挥，参加的部队有八路军东进纵队、青年纵队、独立营和冀中军区的4个支队等25个团的兵力。战役意图是以一部兵力牵制高树勋部于卫河以东，主力部队以突袭的方式消灭石友三部于卫河以西。由于作战计划泄漏，石部于9日起秘密南逃。11日，八路军各部队在打退日军的“扫荡”以后，将石部主力包围在临西县下堡寺、马鸣堂、窑安镇一带，经剧烈战斗，歼灭石部主力的三分之二，其余部逃往濮阳。至18日，反顽战役结束，共击毙、击伤和俘虏顽军2800余人，粉碎了投降分子与日军配合夺取河北的阴谋。
二、冀西抗日根据地的反磨擦斗争
(一)黑水河会议
在抗日战争初期，驻扎在冀西一带的军队，除中共领导的八路军一二九师部分部队、八路军青年纵队和冀西游击队以外，还有由侯如墉指挥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部队第四纵队(以下简称“第四纵队”，该部队曾先后更名为“抗敌义勇军第一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二十四支队”、“第十三支队”)、河北民军、国民党第十军团暂编第三师、夏维礼的冀察二路军和朱怀冰的九十七军。这些部队无休止地派粮派款，索要给养，缎带掂量 人民群众造成巨大压力。国民党杂牌部队还到农民家中抢东西，敲诈勒索百姓。广大群众纷纷要求解决负担过重问题。为了减少磨擦，团结国民党部队一道抗日，冀西中共地方组织和八路军一二九师首长于1938年5月，在元氏黑水河村召开谈判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邓小平、冀西游击队司令杨秀峰、八路军游击支队司令桂干生、元氏县抗日县政府县长姜纪五、河北民军副司令乔明礼、别动第四纵队司令侯如墉和该部四团团长程惠。经过谈判，达成以下协议：
1、成立元氏县抗日动员分配委员会(以下简称“动委会”)，负责统一筹划各部队的钱粮征集和分配工作，“动委员会”主任由第四纵队人员担任。
2、由各方抽调干部，成立元氏县抗日联合工作团，深入农村，宣传、组织民众进行抗日。
3、军事上组织一次对日作战的联合行动。
黑水河会议以后，冀西的局面暂时得到稳定。
(二)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
1939年2月，鹿钟麟到达邢台县路罗镇以后，成立专署，任命专员，与中共领导的冀西专署对抗。鹿还下令取消赞皇县抗日政府，撤销抗日县长职务，成立由侯如墉控制的县政府。
原在国民党正规军溃逃时，由于得到八路军的庇护才得以在冀西一带立足的河北民军和侯如墉的第四纵队，这时在鹿钟麟的指使下，加强了反共磨擦行动。侯如墉在元氏县利用担任“动委会”主任的便利条件，排斥八路军代表，收买、腐蚀元氏县抗日政府的代表，把“F劝委会”变成由他们操纵的政权组织，与中共领导的抗日县政府抗衡。在农村，他们以建立各村“动委会”为名，另立村长，形成双重村政权。
鹿钟麟还下令取消抗日群众团体。指责群众团体未在省政府立案不合法。他们派出党政工作队将各地的农会改为干事会，将自卫队改为壮丁队，将妇救会改为妇女会。他们还以莫须有的罪名，吊打、扣押抗日政府的区、村干部，妄图搞垮中共领导的抗日政权和抗日团体。
侯如墉的第四纵队窃取了“动委会”的领导权以后，在元氏县破坏中共实行的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增加雇工工资的政策，实行有利于地主、富农的银两摊派。
在邢台，国民党军队遍布山川，军队三五成群下乡刮粮。抗日县政府为减轻农民的负担，拒绝多派粮款，便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威吓辱骂。军队因要粮打骂村长，逼死垴上村和大牛日村村长。
在1938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侯如墉的第四纵队在元氏县赵村村北的旧城墙附近，杀害了冀西游击队独立三营七连政治指导员邓忠怀°1939年初的一个晚上，元氏县独立营连指导员智化民回北岩村的家中探亲，被第四纵队一团的官兵抓捕，杀害后扔在井里，同时遇难的还有他的10岁左右的女儿；同年秋天，元氏县抗日政府工作人员张庆生、苏世瑞等10余人赴山西省武乡受训，在返回的路上，被第四纵队于珩部以所谓敌探、汉奸的罪名扣押吊打，后经多次交涉，才被释放；元氏县东区区长王居斌，因在与第四纵队和河北民军谈判时，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搞磨擦的阴谋，1939年秋，被第四纵队杀害。此外，冀西游击队独立营侦察人员、中共地下交通人员、群众团体负责人、抗日县政府的区、村干部被河北民军和第四纵队扣押、吊打的事件亦时有发生。
冀西游击队是1937年10月组建的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经常在元氏县附近活动。侯如墉的第四纵队到元氏县以后，利用农民中的乡土观念，在群众中散布“参加八路军就要被带到外地，回不来了”、“参加民军、第四纵队不离乡土”的谬论，阻止人们参加八路军。为把冀西游击队赶出元氏县，第四纵队五团跟在冀西游击队后面寻衅闹事：冀西游击队驻在哪个村庄，他们也驻哪个村庄；冀西游击队的战士驻哪一家，他们也驻哪一家；冀西游击队员到哪一家派饭，他们也到哪家派饭，并强行把饭吃掉。冀西游击队的领导，以团结为彼一时，劝说战士要忍耐，并到驻在仙翁寨的第四纵队五团团部交涉，骈交涉的人员却被扣押。
1939年5月27日，冀西游击队第七支队在获鹿县铜冶镇执行任务并准备迎击从石家庄方向进犯的日地，第四纵队的第七、第八团之原来0余人，竟将第七支队哨兵包围，并绑人缴枪。当第七支队负责人向其交涉时，对方竟开枪射击。第七支队被迫还击，将其击退，准备离开铜冶时，第四纵队又集中300余人，袭击第七支队，俘去第七支队战士10人，枪10支和子弹、符号等物。在同年6月9日，当冀西游击队大明支队伏击柳林之敌时，又遭到第四纵队第五和第六团的包围。为避免自相残杀，冀西游击队撤出元氏县。
(三)对非理进攻必须反击
由侯如墉指挥的别动第四纵队系由国民党保安团和地主武装混合组成的特务组织，是国民党在冀西搞磨擦的主要力量。而第十军团暂编第三师的师长、参谋长和大多数官兵均系东北人，他们饱受国破家亡、妻离子散之苦，有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在反磨擦斗争中，有保持中立的可能性。因此，驻冀西八路军领导人和冀西根据地的党组织决定，对第四纵队采取打击的方针，对暂三师采取团结的方针。当暂三师进驻元氏县以后，抗日县政府慰问团到该师慰问，演出《游离三部曲》等节目，以唤起东籍官兵思乡之情。抗日县政府姜纪五县长多次到暂三师，与该师长官共商抗日救国大计，赠送“抗日千城”之锦旗，主动帮助该师解决给养等问题，还帮助该师扩军，使该师官兵的思想发生变化，激起米文和师长对第四纵队搞磨擦的不满，并率部在拉拉扯扯草坡伏击了第四纵队。
国民党别动第四纵队制造的多起磨擦事件，激起冀西抗日军民的强烈不满，纷纷提出打倒“动委会”，由抗日县政府收回财粮大权的要求。1939年3月，中共冀西地方组织在元氏县发动声势浩大的打倒“动委会”的群众运动。四五万群众高举“打倒‘动委会’”、“拥护元氏县抗日政府”的标语牌和旗帜，从四面八方涌向抗日县政府所在地南旷村请愿示威游行。八路军三八五旅七六九团的指战员全副武装参加浒，使第四纵队不敢轻举妄动。姜纪五县长接待了浒群众并接受了他们的要求。随即召开各方联席会议，宣布取消“动委会”，由抗日县政府收回财粮分配权。
在国民党秘密通过《共党问题处置办法》以后，第四纵队制造的磨擦事件逐渐升级，扣压、吊打抗日军政人员的事件日益增多。据此，1939年5月，中共领导的冀西民训处、元氏县抗日县政府和八路军部队，在南佐镇联合召开反顽斗争大会，参加会议折抗日军民万余人。抗日县长和八路军工作团的领导人先后发表演说，揭露侯如墉等制造的磨擦罪行，驳斥国民党对八路军的造谣诬蔑，帮助广大群众了解事件的真相，使国民党顽固派在舆论上处于劣势。
根据中共中央1939年2月10日发出的《中央关于河北等地磨擦问题的请示》中“对于非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能轻言让步”的精神，1939年8月16日，八路军对于河北民军的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一二九师部队与冀西游击队仅用3天时间，就将河北民军乔明礼部大部歼灭。乔明礼被俘以后，为了团结他抗日，又将他释放。
1939年秋，被八路军释放的河北民军闲扯任司令乔明礼要求回到冀西山区。中共以团结为重，同意他进驻元氏县的褚家庄、田家庄、时家庄一带。但乔部到达元氏县以后，又与侯如墉的第四纵队相勾结，继续与八路军为敌。8月1日，乔部又在赞皇县中马峪制造了袭击八路军工作团事件和向八路军青年纵队进攻的事件。同年11月，侯部在沙河县制造册井惨案，开枪 杀害请愿群众百余人以后，1940年初，又向范侠平汉抗日游击纵进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八路军一二九师首长决定对盘踞在元氏、赞皇一带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的反击。由李达、黄镇指挥的八路军部队，从1940年1月11日正告开始，仅用一天的时间，就将附敌有据、罪恶照著、人民群众蓄恨已久的侯如墉的第四纵队和河北民军乔明礼部6000余人大部分歼灭。朱怀冰处境孤立，心虚胆怯，于1940年2月和鹿钟麟一起撤至武安、涉县、磁县一带。从此，扫清了冀西抗日道路上的障碍。
三、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反磨擦斗争
1938年11月份，当日军“扫荡”冀中、冀南之际，鹿钟麟逃到枣强县境内。他于7日指示胡和道部策动“白吉会”包围枣强县城，提出“撤换县长，驱逐八路”的要求。9日，鹿钟麟亲自宣布撤销束鹿县抗日县长王耕的职务。与此同时，河北民军总司令张荫梧率3个主力团闯入冀中深涌起县，直逼博野，提出“消灭八路军”、“收复失地”的口号。12月16日，张率所部向驻在博、野县的冀中八路军三纵队二分区司令部进袭，又在安平县崔安铺村活埋中共冀中二地委宣传部长宋振恒、中共深涌起县委书记何琨山及基干游击队政治指导员张振安、农会主任何福等中共党员和干部。
1939年4月，张荫梧秘密制订了《对伪抗日军之策略方案》，称八路军为伪抗日军，密令“如遇有伪抗日军被敌追逐向我驻地逃窜时，应毫不迟疑予以夹击”。6月11日，乘八路军同日军作战之际，张荫梧率河北民军5000人袭击八路军在深县的后方机关，残杀八路军指战员400余人，制造了“深县惨案”。事后，张荫梧致电蒋介石称：“日军扫荡八路，在他人以为大难当前，在我以为军政开展之机会。”6月21日，张荫梧又率所部袭击八路军第三纵队，使该纵队驻刘家庄的官兵伤亡过半。
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和八路军部队在政治上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的同时，在军事上则站在自卫立场，坚决反击反共顽军的进攻。1939年6月22日，八路军一二0师独立二团、七一五团和冀中军区赵承金部把进犯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张荫梧所部熬在深县张骞村一带。
四、反击“磨擦专家”朱怀冰
(一)朱怀冰制造磨擦事件
国民党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与鹿钟麟一起率部撤至磁县、武安、林县、涉县以后，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令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保卫司令鹿钟麟、新年五军军长孙殿英等据守磁、武、林、涉地区，企图与冀南地区的石友三、丁树本及山东的沈鸿烈等部相互呼应，向太行、冀南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朱则高喊“打倒八路军，收复太行山”的口号。在他的驻地，不准提“国共合作”和“反对妥协投降”。他同当地的封建势力相勾结，欺压民众，抢劫民财，强行派款，捆打农民，把武安附近搞得民不聊生。朱部对日军一枪不发，对八路军却大修工事，断绝八路军的交通和给养，危害抗日工作人员，摧残该地民众抗日组织。因此，毛泽东送缎带他一个“磨擦专家”的雅号。
为了团结抗日，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于1940年1月31日亲临朱处，与其谈判。刘师长向其指出：“我们已经退避三舍了，你总得让我抗日有个地盘。我们并非怕你，只是为了团结，不忍同室操戈”。听了这些发自肺腑的话，朱怀冰不仅没有受到丝毫感动，反而认为是八路军软弱的表现。并于2月28日22时，以两个团的兵力，突然围攻驻守在磁县贾壁的八路军青年纵队二团，使八路军伤亡连指导员马金明等150余人，损失枪120支。一二九师在该地的采办处也被抢掠，损失大批军用物资。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八路军一忍再忍，把部队撤到武安县的徘徊镇。
在这次磨擦事件发生后，朱怀冰并没有收敛他的嚣张气焰，他在缎带刘伯承的电报中，颠倒黑白，反诬八路军青年纵队向朱部进攻。对此，刘伯承根据事实予以严厉驳斥，指出：八路军在贾壁坚持游击战已两年有余，现贾壁已为你部掌握。这次磨擦事件使八路军损失的人枪如此之多，“铁证如山，有目共见”，“谁排斥谁，岂能置辩？”，“倘能开诚相见，根据事实，共谋善后之事，则幸甚!”。
(二)反击朱怀冰的进攻
根据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关于硬不破裂统一战线、软不伤政治原则立场，应避免与鹿钟麟发生武装冲突，如他先向我开枪则缎带以有力的打击的指示精神，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决定集中平汉线以西一二九师等部的13个团的兵力，进行磁、武、林、涉战役，消灭孤立突出的反共急先锋朱怀冰部，保卫太行根据地。这次战役从1940年3月5日2时开始，八路军中央纵队和警备旅从顽军两个师的中间突破，左右两翼配合主力猛烈进攻，朱部遭到南北夹击，溃不成军，丢下全部辎重和后方机关，向林县方向逃窜。8晶，朱怀冰部的九十四师、二十四师和新二师等部队大部被歼。其残部在逃往林县以南时，又遭到八路军别动支队的截击，最后只剩下2000余人逃入修武县境内。11日，战役全部结束。这次反顽战役共歼灭国民党九十七军和杂牌武装万余人。朱部第九十四师参谋长蒋希文、鹿钟麟部参谋长王斌、国民党特务组织蓝农社的雷鸣达和一位法国牧师都成了俘虏。被俘人员共150余人。其中有朱怀冰的一位姨太太。为了表达中共坚持团结抗战的诚意，对所俘人员进行教育以后，分批交还缎带朱怀冰和鹿钟麟。对他们的家属，则派专人护送回去。
战役结束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八路军停止追击朱怀冰残部，立即后撤，并提出休战。经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谈判，达成分区抗战的协定：以临(汾)、屯(留)公路和长治、磁县一线为界，该线以北为八路军防区，以南为国民党军防区。
为了保证这次战役的胜利，中共武安县委和县政府尽最大努力，组织群众支援前线。县委派遣六区区委书记刘宽带500付担架赴前线。由于战斗进展神速，送粮的地点几经变更，县委和县政府都如数按时把粮食送到目的地，保证了部队的需要，受到了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的表扬。

第四节 抗日民主政权中实行“三三制”
根据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精神，1940年8月，中共中央北方分局颁布《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明确提出：“彻底完成民主政治建设，健全各级民意机关，在民意机关和政府人员中，争取并保证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其它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据此，1940年下半年，晋察冀边区广泛开展了建立“三三制”政权的新民主主义宪政运动。根据1940年6月15日晋察冀边区颁布的《晋察冀边区县区村暂行组织条例》和《晋察冀边区暂行选举条例》，从1940年6月到10月中旬，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普遍进行村选、区选、县选及边区参议员(因战争环境，晋察冀边区参议会直到1943年1月才得以召开)的选举。晋察冀边区在民主选举中，不论在各级选举组织机构中，还是各级民意机关和行政机关的人员分配上，都体现了“三三制”原则。除共产党员和基本群众外，还吸收了一些抗日的国民党员、地主士绅、上层知识分子，各族各界包括和尚、喇嘛、阿訇等宗教界人士参加。据晋察冀边区统计，1940年下半年，在5个专区19个县的924个县议员中，共产党员占55.3%，进步分子占26.1%，中间分子占18.5%，有些县份完全达到了“三三制”比例的标。如完县县议员中，共产党员占34.09%，进步分子占34.09%，中间分子占31.80%；建屏县县议员中，共产党员占34.70%，进步分子占34.70%，中间分子占29.30%；唐县县议员中，共产党员占39.68%，进步分子占34.90%，中间分子占25.40%。在4个专区13个县的2749个区代表中，共产党员占47.84%，进步分子占40.89%，中间分子占11.27%。有些县基本上实行了“三三制”。如定北、完县、建屏，其共产党员、进步分子、中间分子的比例分别为定北：42.81%、33.93%、22.26%；完县：44.98%、30.75%、23.90%；建屏：46.15%、26.92%、26.92%。又据冀中区统计，定南等7个县，县议员共391名，其中工人占24.1%，贫农占26.4%，中农占31.6%，富农占14.6%，地主占3.1%，商人占0.2%。区代表共2870人，其中工人6.2%，贫农38.4%，中农47%、富农7.1%，地主0.6%，商人0.7%。村代表共38791人，其中工人7.5%，贫农41.7%，中农37.9%，富农7.8%，地主0.3%，商人4.8%。
在1940年的民主选举中，晋察冀边区在“三三制”政权中，对各种人员的比例，掌握的不十分严格。从中共方面看，原因之一是来自一些人“左”的干扰，即企图造成清一色的政权。他们认为对中间势力必须实行“先打击之，而后团结之”的办法，完全忘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打退全民族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忘记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应该服从这一根本任务，因而对团结对象心怀敌意，对吸收他们参加政权表示抵触。对于上述防碍“三三制”政权的“左”的观念，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及各根据地中共组织不断予以克服。到1943年召开第一届边区参议会以后，晋察冀边区逐步纠正了在统一战线上的“左”的偏差，严格和完善了“三三制”原则。1943年1月24日，出席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参议员共288人，其中共产党员占178人。原因是在1940年参议员选举时，由于部分负责人尚未深刻了解“三三制”的精神，以致当选的参议员中，共产党员占绝大多数，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为补救这个缺点，聘请非党人士百余人为参议员，驻会参议员7人，其中共产党员占2名，参议会选出边区政府委员9人，其中共产党员占3名，真正体现了“三三制”。边区参议会后，晋察冀边区政府又立即作出了《关于整顿各级政权组织的决定》，按此决定，1943年1月至3月，各地集中力量对专署以下政权进行了检查、整理，其内容包括“三三制”原则的落实与整理村政权组织相结合，冀中、北岳、冀东等地进行了1943年的村选，更好地落实了“三三制”原则。1943年3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又发出《关于县议会改选和县议会工作的指示》，据此，以北岳区为主开展了第二届议会选举运动，冀中、冀东视战争环境而灵活进行。各地召开了各种座谈会，听取各界人士意见。人们踊跃参选，各县参选人数均在90%以上。经过这次参选，各地县议会和县政府包括了各阶层中最有威信的人士，真正体现了“三三制”原则。
冀南民主政治建设开展较早，早在1939年9月29日，经冀南区党委批准，召开了冀南参议员大会，随后相继召开各专署、各县参议会，选举专署、县、区政府的主要领导成员，11月，又开始村选工作。在冀南各级民意机构和政府机关建立过程中，吸收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及其它非党知识分子参加。在民主建设中，1940年以来，初步进行“三三制”原则的贯彻。根据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冀南区党委在1942年2月6日制定的《中共冀南区委一九四二年工作方针》中，把“坚决实行三三制”作为1942年冀南党的重要任务。1942年7月13日，冀南区党委在《关于执行北方局六月二十二日对冀南工作指示的补充指示》中，指出“在村选中必须保证三三制”。1943年2月22日，冀南区党委《关于一九四三年党的工作的决议》指出，1943年还要用大力提拔与培养一批非党干部，反对宗派主义，使政府实行“三三制”。1941年和1942年，冀南对县政权做了大量调整工作，吸收一批民族资产阶级人物和开明士绅参加民意机关和政府机关。1942年和1943年，以村选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民主选举使冀广大农村政权得到普遍改造和巩固。在“三三制”原则上与1941年相比有了很大进步，贫雇农比例上升，中农比例略有下降，富农受到保护，开明士绅占一定比例，具有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第五节 团结领导回族人民抗战
在冀中区，回族是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据1940年晋察冀边区粗略统计，当时冀中回民约占冀中总人口的3%左右。抗战爆发以前，冀中回民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没有应有的政治地位与权利，在回民聚居的村镇，回民没有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甚至连成立民族团体、发表言论的自由等最基本的权利也被剥夺。在经济上受到沉重盘剥，在文化上也很落后。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日军侵入冀中，侵略军对于回族群众民族习惯的肆意践踏及对回族人民的奸淫掳掠，深深地伤害了回族人民。当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紧急动员起来，用全力支援神圣的抗日战争时，立即得到了回族人民的响应，冀中回民在1937年底以前即已自发地组织了抗日团体和武装。主要有“定县动员会回民部”、献县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抗日义勇队”、文安县杨春圃领导的“回民抗日挺进辊”、任邱县“回民公会”、安国县“回民抗日自卫队”等。冀中地区出现的回民抗日组织，使中国共产党加强对冀中回民抗日工作的领导，建立对回民的统战工作，成为迫切任务。特别是当日本帝国主义施展其“以华制华”伎俩，在北平成立伪回民组织，拉拢回族上层人士，阻止广大回族人民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把其触角伸向冀中区后，这一任务就更加艰巨而迫切。1937年冬季以来，大量的日伪劝降信、宣传品以“北平市回教联合会”名义寄到冀中各清真寺。日伪宣传品挑拨冀中回、汉矛盾，标榜“帮助回民自治”、“尊崇回教”、“维护回教”，企图以此分裂中华民族的团结，并鼓动回民反对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冀中组织展开了对冀中回民的统战工作。
首先，建立健全回民抗日组织，加强对自发抗日活动的领导。1938年上半年，冀中抗日根据地创建后，冀中回族人民的抗战活动进入了一个闲扯阶段。到1938年8月，冀中的定县、雄县、霸县、新城、安国、文安、任邱、河间、肃宁、献县等回民较多的县，都先后成立了“回民抗日救国会”。鉴于贯彻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需要和面临的日本帝国主义诱降、分化回回民族的活动，冀中区党委认为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回民抗战运动的领导。在中共的领导下，1938年8月18日，“冀中区第一次回民代表大会”在任邱县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回民抗战建国联合总会”，通过了组织章程和机构设置，选出了执行委员及常委。冀中回民抗战建国联合总会成立后，统一分发刻制各级回建会印章，并将各县县以下各级回民抗日救国会统一改为各县回建会。以后，在冀中区党委和行署领导下，冀中回建会于1939年和1940年又召开了第二、三次冀中回民代表大会，进一步促进了冀中回民的团结抗战。
其次，培养回民干部。1938年冀中区党委成立“冀中民运干部学校”，选派回民青年干部到校学习，其中专设回民大队。1940年秋，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和冀中区党委又指示冀中回建会由各县选派100多名回族青年到华北联在学习，编为“社会科学部”第五队。第二年“联大”扩编，成立群工部，第五大队又被编为群工部第一队。这些学员分为高、初级两个班，主要学习理论，于1941年冬提前毕业，大部分学员仍回冀中回建会分配工作。1944年，冀中回建会输送回民干部到华北联大，培训了一批回民经济专业管理干部。1945年回建会在任邱开办了干部训练班，培训干部两万多人，此外，冀中区党委还通过冀中回建会围绕各时期中心任务，在实践中培养锻炼了一大批回族干部。
第三，团结、争取、改造回民抗日队伍。在冀中中共组织努力下，1938年7月，由马本斋“回民义勇军”演变来的“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和“冀中人民自卫军回民干部教导队”整编后，合编为“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1939年初，通过冀回建会反复做工作，争取了在清河北马维周的“抗日人民自卫军”，并将其改编为“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第二大队。1939年秋，“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改称“回民支队”，建立政委制。1941年夏，改编从回奸王老善“河北剿共军”哗变分化出来的“回民大队”为回民支队第三大队。
第四，落实中共民族政策，使广大回族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风俗习惯上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实际利益和切实尊重。政治上，实现了回民广大群众各民族平等的愿望。根据1938年10月在中共抗原 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允许蒙、回、藏、苗、瑶、彝、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抗日原则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的精神。晋察冀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在民主选举中，应予回、蒙、满、藏同胞以优待”。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政策，在冀中抗日根据地是确实地执行了。冀中不仅成立了各级“回建会”这种群众性的民族抗战组织，还在各回民聚居村庄建立起了回民自己的抗日民主政权。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宪政运动中，广大回民群众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到晋察冀边区的选举运动中。选举出了回族金伏云和马玉槐为边区参议员，选举杨鹤卿、甘俊岭、白林(女)和马玉槐为“国大代表”。在边区各级“三三制”政权中，也有阿訇和回民各阶层人士参加，使回民获得了广泛的参政权利。经济上，政府救济贫困，帮助回民改善生活。冀中回民一般经济上比较困难，各级抗日民主政权依照中共的民族政策注意改善回民群众的生活。回民做小本生意者多，政府废除苛捐和无偿摊派，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保持了回民的基本生活。经过1944年减租减息，藁无县回民贫雇农的大部分人分得了一些土地和少量农具，加上当时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对回民发展生产的多方帮助和优待军、烈属，救济贫困，使藁无县回民生活基本得到保障。生活习惯方面，中共冀中各级组织和行政、军队废除了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回民的生活习惯受到尊重，宗教信仰得到保护，反对和禁止任何侮辱与轻视回教的言论行动。在冀中回民支队中，为了方便回族指战员生活，请随军阿訇和海里凡按回民习惯办理部队屠宰牛、羊以及安葬阵亡战士等事宜。同时，阿訇也负责宣传解释回民的风俗习惯，协助部队维护民族政策。各地过去经常存在的回、汉对立，互不信任现象逐渐消失，在斗争中互相支援、帮助成为普遍现象。
第五，中共冀中区各级组织还通过各级回建会对回、汉民众进行宣传教育，以消除历史隔阂，加强民族团结。冀中回建会成立后，在冀中中共组织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加强民族团结工作。它向广大回族群众讲明，只有全国全民族团结起来，才有力量，才能把赶出中国，同时，也只有中华民族的解放，才有回族的解放。回建会还经常揭穿敌人破坏回汉团结的阴谋，切实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与此同时，各级中共组织也注意向回民聚居区的广大汉民讲 共民族政策，使他们与回民和睦相处，团结对敌。
除冀中抗日根据地外，在回民聚居 的冀鲁边(渤海)抗日根据地，各级中共组织也对回民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在津南鲁北地区，七七事变后，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以华制华”、“以回制回”的反动政策，以及冀鲁边区回教伪组织的回奸活动，1940年冀鲁边区党委决定成立“冀鲁边区回民救国总会”和“冀鲁边区回民抗日大队”。回民大队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团结抗日爱国人士，分化瓦解敌伪，建立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边区不少回族群众对中共政策不太了解，一些回族上层人士对抗日抱观望态度。由于受回奸蒙蔽或为生活所迫，不少回族青年当了土匪和汉奸。冀鲁边区党委及军区党委通过冀鲁边回民救国总会及军区党委通过冀鲁边回民救国总会及回民大队向回族群众进行广泛宣传，使他们了解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回族上层人士及群众以及回民中的土匪、伪军共同抗日。各级中共组织及政、军、民各级组织，注意发扬八路军的优良传统，严格纪律，维护回民群众利益尊重其生活习惯。1941年3朋，回民大队扩建为冀鲁边区回民支队。从1942年起，冀鲁边区党委及军区党委，相继派不少干部到回民支队任职，并教育这些干部尊重少数民族风俗，贯彻中共民族政策，并把它提高到党性的高度。通过回民支队组织，冀鲁边区党委不仅在回民支队中认真贯彻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而且通过回民支队贯彻到冀鲁边广大回民中去。在政治上、经济上，也注意使广大回民通过民主宪政运动和减租减息运动获得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受到回民的拥护，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极大地调动起广大回民群众及回民干部的积极性，使他们与广大兄弟民族人民一起，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六节 改编游杂武装和会道门组织
一、改编游杂武装
(一)改编联庄会武装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日军南侵，国民党军队、政府南撤，冀中陷于混乱状态，豪强四起，汉奸横行，人民痛苦万分。民众根据以往的经验，普遍地组织起联庄会，实行自卫。联庄会为地主豪绅把持，其组织有总会、分会(在中心村)和分队(在村)。脱离生产的会众集中在总会、分会。会长为豪绅富户、退伍军官、清帮头领。联庄会众脱产者的成份，除少数警察、退伍兵及地痞流氓外，多数是贫苦农民。不脱离生产者的成份是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都有。联庄会的政治倾向可分为抗日、亲日、灰色三种。1938年春节前后，冀中区党委成立后，区党委书记鲁贲及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研究了冀中区的形势，确定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坚决的镇压土匪汉奸武装，稳定混乱局面，争取改造杂色武装，进一步扩大部队，开辟新地区。同时，进一步改造政权，发展群众组织。根据区党委和军区决定，冀中各级党组织及冀中八路军部队果断肃清了土匪和汉奸武装多部，继而开展对联庄会的争取工作。根据联庄会的具体情况，八路军的政策，主要是从政治上争取改造，分化上层，争取下层，一般情况下不诉诸武力，只对少数坚决与八路军为敌的联庄会武装，或不接受领导与拒绝改编的队伍才用武力解决。开始，八路军和地方党组织利用同乡、亲友等社会关系，向联庄会的上层和下层人员，广泛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说明中国抗战的光明前途，抗日与降日的利害关系，宣传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时，派政治质量较好的部队到其附近驻孔，以实际行动影响他们。首先争取他们与八路军和平为邻；再争取让八路军从其驻区通过；进而争取在其区域内驻扎，供给给养；更进一步争取他们捉汉奸，破坏敌人交通；最后争取他们直接配合八路军作战。联庄会上层请求加委时，先给予适当名义，再派个别干部打入其内部进行工作，掌握群众，发展进步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当进步势力发展到足以控制这支队伍时，再加以改编，使其逐步脱离原来地区，摆脱落后势力影响。对那些倾向日伪，敌视共产党、八路军的联庄会，在耐心争取的同时，还要在适当时机缎带予一定军事打击，以达到争取改造的目的。争取工作经过了复杂曲折的过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到1940年9月5日，冀中共争取联庄会众(脱离生产者)3万多人。这些会众的绝大多数是经过耐心、艰苦的工作后和平争取的，有少部分是分化后经局部战斗争取的，争取过来的联庄会众大多数参加了八路军。
在冀南，也进行了争取和改编联庄会的工作。1937年10月，冀南宁晋县成立了联庄会，到年底，赵辉楼领导的联庄会势力大增，成立了束鹿、晋县、赵县、藁城、宁晋5县联庄会。赵辉楼任司令，共产党员赵月舫负责政治工作，共4个团，总人数近万人。活动地区是束鹿、晋县、赵县、藁城、宁晋、无极等八九个县，司令部大部分时间驻束鹿。对于赵辉楼领导的冀南5县联庄会，冀南区党委和八路军一二九师首长认为，赵辉楼是一位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军人，他嫉恶如仇，富有正义感，中国共产党对赵辉楼有深刻的思想政治影响。将其改编为正规部队是可能的。为改编这支武装力量，冀南中共组织及八路军部队对赵辉楼及其部下进行大量细致的工作。第一步，1938年初，经过冀南中共组织的工作，五县联庄会被改编为民众抗日自卫军，赵辉楼任司令，以下各级均由原5县联庄会的头目任正职，冀南中共组织派去的干部均任副职或做政治工作，使他们不感到因改编而削权。特别是中共派去的干部处处用模范行动影响赵辉楼部队，更使他们对共产党、八路军感情加深化。第二步，1938年6月，民众抗日自卫军又改编为冀豫游击第一支队，赵辉楼任支队长，赵月舫任政治主任。在此期间，这支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大为提高。第三步，1938年7月，赵辉楼部队与八路军汪乃贵支队合编，一起打仗，共同战斗、生活，用老红军部队的军容风纪和战斗作风来影响赵辉楼部队。在此期间，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曾派工作组帮助部队工作。政治部主任刘志坚也不断到部队具体帮助指导。经过这一阶段工作，使许多干部战士逐步坚定了抗日的决心，革命思想进一步增强。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冀南中共组织及八路军决定对部队进行正式整编。1938年8月31日，部队开到新河县尧头、菜园一带进行整训整编，正式定名为八路军冀豫支队，支队长赵辉楼，副支队长汪乃贵，政委赵月舫、参谋长范朝利。共编两个团，兵力7000余人，拨缎带三八五旅一部分，留下4000人，隶属三八五旅领导。1939年2月，八路军冀豫支队奉命调往太行山区，在辽县地区经过短期休息，正式编入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旅长陈锡联，赵辉楼任副旅长。
(二)改编内邱东南民团和其他游杂武装
1937年10月中旬，日军飞机轰炸内邱县城，国民党县政府弃城南逃，内邱处于混乱状态。在内邱县城东南十余华里的北良屯、石家庄、马村、胡里、十方、冯村、北良、吴村、东庞、程村等13个村庄，2200余户，万余人口的地带，由一些富户和士绅联络倡议，将分散在各村富户手中的枪支集中起来，成立防匪、防盗、防溃兵、自卫保家的东南民团(以下简称“民团”)。该民团共有500余人，400多条枪。公推王贞文(冯村人)、石振周(北良村人)、李茹兰(吴村人)、阎英伟(北程村人)等为团首。总部设在冯村王贞文家。
1938年初，为了进一步打开局面，扩大抗日根据地，冀西游击队进至内邱县东青山、仙人村和西邱村一带，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群众参加抗日工作，收集民间枪支，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当冀西游击队进至吴村村边时，遭到民团的阻止，不准进村。民团击鼓聚众，鸣枪示警，若强行进村，则以武力相对。为避免发生流血事件，冀西游击队只好暂时退兵。
为争取民团，扩大抗日武装力量，打开内邱东南的抗日局面，1938年1月中旬，中共晋冀区委委员、冀西民训处负责人、冀西游击队司令杨秀峰派遣冀西民训处工作团的杨雨民、李艺林和内邱县抗日县长陈紫洲去做民团的工作。由于民团害怕被其他武装缴械或吃掉，对一切外来武装均持排斥态度。当李艺林第一次进入民团防区吴村村边时，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被民团团丁抓住，五花大绑押入李茹兰(七七事变前系北平大沉重，曾听过杨秀峰讲课)家中。李艺林向李茹兰说明来意，并递交了杨秀峰的名片和亲笔信，李茹兰当即让人松梆，并为李艺林设宴压惊。经李茹兰的周旋，民团的抵触情绪已大为缓和。以后李艺林等又两次到民团总部冯村做石振周和王贞文的工作，并经过与民团代表马经(马村人，七七事变前系内邱商会会长)等人的谈判，才初步做通民团首领的工作。在此期间，民团在和日军一的一次战斗中吃了败仗，八路军东进纵队也在这时进到内邱。民团既对付不了日军，也不愿被东进纵队收编，在民团团首处于矛盾之时，杨秀峰接见了王贞文、李茹兰等人，向他们说明冀西民训处和冀西游击队的主张和方针、政策，使他们加深了对冀西游击队的了解。后经王贞文与各村代表反复磋商以及各村代表回村与有枪户和持枪人协商，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工作，民团终于取得一致意见，决定加入冀西游击队。
2月15日，民团在吴村召开抗日救国动员大会。在李艺林发表演说后，由王贞文做动员报告，然后进行人、枪登记。愿意参加冀西游击队者报名，不愿参加者听其自便。
2月27日，民团354人，300多支枪，正式改编为冀西游击队特务区队，下设三个边。由石振周任区队长，陈克明任副区队长，李艺林任教导员，王贞文和李茹兰任驴唇不对马嘴。指点员全部穿便衣，每人一支枪。
1938年春末，冀西游击队在白芷整编，全队编为三、四、五、六共四个区队，特务区队编为第六区队。区队长石振周，副区队长陈克明，教导员李艺林，秘书谷恒信。同年6月，第六区队又改编为直属司令部的特务区队。此从，指战员换上军装，开赴冀南开展济南战争。
1939年2月，冀西游击队随杨秀峰、秦基伟回到内邱一带活动。1940年春，冀西游击队正式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十一旅三十一团，特务区队编为三营，从此，这支部队成为太行一分区的主力部队之一。
与此同时，河北各抗日根据地的中共组织和八路军部队先后将国民抗日军、孟阁臣的第七路军、赵海龙部、巨鹿保安团、段海洲部、葛贵斋部改编为八路军所属的抗日部队。对于先接受八路军改编，后又与日军勾结，叛变投敌的孟阁臣、赵玉昆部，则予以武力解决，消除首恶后，半有抗日愿望的人员编入八路军部队。到1938年春，河北各抗日根据地对游杂武装的改编工作基本结束。至于零星的改编工作，则持续到1940年前后。
(三)争取范子侠起义
范子侠曾在国民党军队任团长，因有抗日言论，受过警告。后参加察妥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又参加伪军李守信部任营长。在百灵庙战斗中，策动全营士兵反正后，强迫伪师长金宪章及全师投诚。因其与青年知识分子交往多，被误认为是共产党，被捕入狱。七七事变后被释放。他立即联合进步青年组织抗日队伍，在行唐、新乐一带成立义勇军。在共产党的帮助下，部队发展到几千人。开始在无极、藁城、新乐一带活动，后转战太行山区，司令部驻在武安县西井村。
当时武安县阳邑一带驻有不少国民党杂牌队伍，其中属范子侠的实力最大，他有3个团3000人左右的兵力，分驻武安、涉县和沙河县的交界处。一团是他的主力，驻在活水。当时的形势是，范子侠能否与中共合作，成为中共能否控制武安地区的重要因素。因此，争取范子侠起义，成为中共武安县委的重要任务。1939年春，中共武安县委确定由县委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八路军地方工作团主任王铁负责这项工作。
范子侠的部队设有政治部，政工人员大多是从北平来的进步学生。主力一团的政治部主任李信是王铁的同学，他为人正直，力主抗日。团长宗凤洲是王铁的同乡。通过同学和同乡的关系，王铁经常到一团做客。混熟以后，他就把中共的宣传品带进一团。一团有时邀请王铁参加他们的政工会议，做报告。经过王铁的宣传，范子侠对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有了一定的认识。范还邀王担任总政治部主任。
王铁在范部的活动，被范部的国民党监军察觉，认为范有“赤化”的可能，要求孙殿英把范部调离武安。范不同意，他们就停发范部的军饷。继而调兵遣将，妄图消灭范部。在这种形势下，摆在范联防队 有两路：一条是起义，跟共产党走，抗日救国；另一条是屈服于国民党，但不免被国民党军队吃掉。他经过慎重考虑并和王铁商量以后，决定起义，跟共产党走，接受八路军改编。为准备起义，他把所属部队调入武安。
孙殿英派装备最好的嫡系部队何化佛的加强营去消灭范部。不料范已将部队集中到一起，人多枪多，大有吃掉何化佛加强营的可能。何为保存实力，掉头就跑，却被范部伏击，全军覆没。何部被消灭以后，国民党武安县长和县自卫队长胡家乾带着征收来的大量税款，逃往林县。从些，结束了国民党政府在武安的统治。
范部起义后，部队改名为八路军平汉抗日游击纵队，范子侠任纵队长，王铁任政治部主任。后编入八路军一二九师新十旅，范任旅长。1940年范子侠参加共产党，1942年3月20日，在沙河县紫关村反“扫荡”战斗中英勇牺牲。
二、改造会道门组织
七七事变后，会道门又风起云涌地出现了。会道门的领导人物多为乘机升官发财的清帮头领，而地主阶级又打入利用，借以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防范土匪。会道门武装亦有抗日与亲日之分。抗战初期，冀中会道门组织共有民众4万人。在正定、藁城、无极、深泽、晋县等地，有天门会、黄沙会、和平会种种名目，统称为大刀会，在永清一带，有红枪会，它们实际上都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武装组织，其成份绝大多数都是被欺骗的农民群众，大部分不脱离生产，敬鬼神、信符咒，标榜刀枪不入，装备大多数为冷兵器。在冀南，抗战初期的会道门组织主要有真武道、六离会等，邢台山川的“真武道”组织，俗称红学，起始于1925年秋，是带有浓厚宗教迷信色彩的农民会道门组织。从1925年至1937年间，红学屡出又怠。192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大举南侵，冀南地方政府垮台，国民党溃兵乘机作乱，红学几次打溃兵取得胜利。邢台县大部分村庄都有红学组织，势力括及200余村，人数达2万余。冀南六离会兴起于七七事变后，其名称源八卦。由于它适应了群众乱世防匪自卫、保家护村的愿望，从1937年冬开始，先后三四个月时间，就遍及了南宫、清河、威县、枣强、冀县一带的广大村庄，方圆不下百里，会众多达四五万人。冀南真武道和六离会由于具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组织庞杂，在内忧外患的抗战初期，很快就变地主豪绅、亲日汉奸所把持的反动会道门组织，真武道逐渐被国民党“河北民军邢台区司令部”赵锡九控制利用，他们公开反对八路军，不仅抗拒派粮派款，恫吓抗日分子，而且杀害八路军战士。六离会一度与八路军合作，由于南宫汉奸李耀庭的拉拢，而被李操纵，日趋反动，并终于在1938年5月发动了南宫小屯、张马六离会叛乱事件，杀死八路军津浦支队政委王育民等24人。
冀中、冀南地区的中共组织及八路军部队对于会道门组织的基本方针，是分化瓦解，在可能的情况的情况下进行和平改编。对于与日伪勾结、反对、袭击共产党、八路军者，则予以打击，进行武装改编。经过一系列工作，到1938年底，大刀会、红枪会大部分趋于瓦解，许多大刀会成员参加了冀中八路军。针对真武道的反动行为，1938年4月28日，八路军三八六旅进序列路罗镇，包围红学总团部，将首要分子安庆善等人逮捕枪决，次日由邢台抗日县政府和八路军部队在路罗镇召开山川各阶层民众大会，宣布取缔红学组织，并指出，共产党、八路军对红学的政策是打击首要，对守法会徒不究不问，并希望他们参加抗日自卫队，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救国。参加过红学的广大民众，在真相大白的情况下，纷纷脱离红学，报名参加抗日自卫队。对于冀南六离会，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决定取缔，在平息六离会叛乱后，八路军东进纵队在南宫孙村召开了群众及邻村六离会等会道门骨干分子参加的万人大会。在会上，东进纵队政治部主任刘志坚等讲了话。他们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外逃的群众和六离会的会员回来，说明只要退出反动会道门组织就既往不咎。会上还演出了节目，散发了传单，提出了“取缔六离会，建立自卫队”的口号。接着，部队帮助孙村成立了自卫队。在冀南共产党、八路军的强大政治攻势影响下，冀县、清河、威县等周围各县的六离会纷纷自动触角，很多村庄还积极成立了抗日自卫队。

第七节 国际友人在河北抗日根据地
一、国际主义战士
(一)白求恩
诺尔曼·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世界著名的胸外科专家，为了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他受美国共产党的派遣，1938年6月来到河北，担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白求恩到达晋察冀军区的第二天，就到军区后方医院检查伤员，做手术。根据白求恩的计划，创办了松岩口模范医院，1938年秋季，当日军向晋察冀根据地发动大“扫荡”时，白求恩随后方医院向平山县转移。他们走到哪里，救护站就设在哪里。在6天的时间里，医治142名伤员，手术105次。先后在平山县的洪子店、秋卜洞、花墓、车前岭等地巡回医疗。
1939年春节过后，白求恩率领一支由18人组成的东征医疗队，到达八路军冀中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河间县东湾里。在冀中，他先后参加了留韩战斗、大团汀战斗、齐会战斗和宋家庄战斗。在齐会战斗中，白求恩带领医疗队在齐会东北7里的屯里小庙里为伤员做手术。战斗进行了三天三夜，白求恩也忙了三天三夜。在69个小时中，他和医疗队给115名伤员做了手术。白求恩关心伤病员的事迹到处传诵：他为伤病员端屎端尿；他使出自己的被子给伤病员盖；他动手术不是考虑省事，而是为伤员的以后生活着想。
1939年6月，白求恩率领东征医疗队返回冀西，在阜平、唐县、涞源、易县、完县等地进行巡回医疗。
白求恩对人民群众有深厚的感情，从冀中返回冀西过封锁线时，在日军的眼皮底下，硬是为一位患胸脓肿的老乡开了刀；他发现一个正在玩耍的孩子是豁咀，亲自抱回去缝合；他见一位老乡的左臂肿脓，愁容满面，主动询问并帮助治疗。在1938年8月和年底，白求恩以自己是O型血为由，曾两次为伤员输血。
白求恩到达晋察冀边区后，就致力于培训八路军医务人员。他走到哪里，就在哪里讲课。一年来，他编著了近20种教材。他想的是提高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以便挽救更多的生命。他从冀中返回冀西以后，向晋察冀军区提出创办一所卫生学校的建议，被军区领导采纳。
1939年10月底，日军对解放区进行大“大扫荡”时，白求恩带领医疗队来到涞源县孙家庄。他在半山腰的一个破庙里布置手术站。凡是从火线上下来的重伤员，不管多少，全部送到破庙里，由他抢救，然后再送往医院治疗。需要手术的人很多。白求恩顾不得吃，顾不得睡，一直坚持手术。在一次手术中，他的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刺破了，后来在为一名颈部患丹毒的病人手术时，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戴橡皮手套，他的伤口受到感染。在他的生命受到威胁，体温高达39度、40度的情况下，他不顾自身的安危，仍坚持工作。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给带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寄了信。他建议：“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专为疟疾患者和极大多数贫血病患者”、“千万别再往保定、平、津一线带购买药品，因为那里的价钱比沪、港贵两倍……”。
1939年11月12日5时20分，白求恩带着对中国人民的无限深情，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对于白求恩的逝世，边区军民无不落泪。大家为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并在唐县军城晋察冀烈士陵园建立白求恩墓。
（二）柯棣华
柯棣华原名德瓦卡纳思·桑塔拉姆·柯棣尼斯。为了表示振华抗日的决心，他在柯棣后面加了一个“华”字，即柯棣华。1938年夏，柯棣华从印度医科大学毕业以后，志愿参加印度援华医疗队，与巴苏华等4位医生一起来到中国。他们冲破国民党当局的阻挠，由重庆到达延安。在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又转道冀南、冀中，于1940年3月末，来到晋察冀军区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1940年56月21日，柯棣华在河北省唐县参加了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墓落成举行的揭幕式。柯分洪华把一个写有“印度援华医疗队敬挽”的花圈献到白求恩墓前。他暗暗下定决心：用实际行动向白求恩大夫学习。当时，印度政府来电催促他回国。他必须在回国和留下之间选择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他诚恳地对一位晋察冀边区领导人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抗日战争太伟大了！我爱上了你们的事业和你们的敌后根据地。我要和你们一起同生死，共患难，并肩战斗，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9月，晋察冀边区的南线和北线都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柯棣华参加晋察冀三分区的救护工作，随军奔赴涞源泉县一带。他坚持按照白求恩的作法。在为时13天的激烈战斗中，他接收800多名伤员，做手术558人次，3天3夜没有休息。
1940年8月，柯棣华到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卫生学校工作，被任命为外科教员。1941年1月，被任命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他除了担任院长职务，还负责给卫生学校的学员讲课和指导实习，经常带领学员查病房，给学员做示范。在战斗频繁而又饥寒交迫的日子里，医院既要对付“扫荡”，又要坚持治疗，开展大生产运动。各级领导和同志们对柯棣华都很关心，大家总是想方设法减轻他的负担并给予可能的生活照顾。但柯棣华总是坚持和大家一样，劳动生产积极带头，穿越敌占区背粮争着去，和战士一样吃黑豆、野菜，拒绝接受对他个人的任何特殊照顾，按照一个普通战士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1941年11月25日，柯棣华同白求恩卫生学校的女教员郭庆兰喜结良缘。在婚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柯棣华不顾潜在的癫痫病的多次发作，主持45次外科手术，还编写了《外科总论》讲义。1942年7月7日，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针对他的身体状况，聂荣臻曾建议他离开前线，到延安或回国治疗一段时间，柯棣华坚决拒绝了。他说：“战争环境越来越艰苦，伤病员越来越多，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只要还活着，就不能离开伤病员”。由于疲劳过度，癫痫病频繁发作，经抢救无效，柯棣华于1942年12月9日逝世。使“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
（三）何明清
何明清原名凯瑟琳·霍尔，新西兰人，耶稣教徒，20世纪20年代被新西兰圣公会雇佣到中国传教行医，1938年在冀中曲阳县北宋家庄建立了一个诊疗法所。她目睹日军的残暴，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十分同情，亲自去北平洋华赈会为曲阳县的灾民要来4.2万多元的赈济款。她经常奔波于炮火连严厉打击抗日战场，为在抗日战争中负伤的伤员治疗，当日本侵略军在北宋家庄“扫荡”时，她在诊所门口挂起英国国旗，阻止日本士兵入院，排斥和转移抗日干部。
由于相同的职业，何明清结识了白求恩大夫，并成了好友，他们互相勉励，互相帮助，动摇中国抗战。白求恩曾请她去北平为八路军买药，她就利用自己有英国护照的便利，往返于京、保之间。她每次去北京，都到晋察冀边区政府要任务，后来边区政府给他3项任务，即动员知识分子、医务人员来边区及采购药品和医疗、军用物资。何明清欣然接受任务，她在北京以宗教为掩护，通过关系买药品，宣传抗日根据地的形势，动员知识分子和医务人员到晋察冀边区来。仅1938年到1939年1年多的时间里，她就以中华圣公会的名义，冒着极大危险出入于日军关卡与封锁线，为边区购买药品，运送物资30多次，动员输送爱国抗日入仓和医务人员40多人。为边区解决了不少困难白求恩的英文翻译董越千的妻子、儿子、姐姐，协和医院的郭庆兰、任馥梅，燕京大学学生杜苦、高景云、宋士宣，辅仁大学的于立本等人都是何明清从北京亲自动员、化装护送到晋察冀边区的。
对于何明清女士的活动，日军恨之入骨，1939年秋，在日军烧毁了她的诊所以后，她离开曲阳县，经山西省到达香港，经宋庆龄介绍，在中国保卫人权大同盟工作。1942年她到河北准备与白求恩大夫一起工作得知白求恩逝世的消息，遂到洛阳，后因遭到英国驻华大使馆的通令驱逐和侵华日军的通缉以及患病等原因，只好回国，从事和平运动和中新友好工作。
二、政治上、道义上的支持
（一）卡尔逊
美国驻华大使馆军事参赞卡尔逊，作为美国军事观察员曾两次来到河北抗日根据地。他第一次到河北是1937年12月到1938年2月，由周立波陪同，骑马走了1250公里，两次穿过敌人的封锁线，走遍了河北省的大部分地区。在他50天的考察访问中，对晋察冀边区和冀南的印象非常好。他曾说，这是一次艰险的长途旅行，是“一种十分有趣十分宝贵的经历。”在阜平县，聂荣臻曾会见了他，并进行了亲切的八路军能不能在敌后坚持住？聂荣臻均做了回答，卡尔逊对河北军民创造敌后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很感兴趣。他说，你们这种搞法实在有味道，这是我从来没见过，也没有听说过的。1939年，他第二次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看到边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仅站稳了脚跟，还创建了一个蓬蓬勃勃的抗日根据地，他的怀疑消除了，对建立抗日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的作法非常佩服。他在这里学到不少军事思想，他说，我从晋察冀学到了许多新的军事思想，我也要这样搞。卡尔逊回到美国后，经罗斯福总统批准，带着一些人员和武器，到当时被日军侵占的菲律宾打游击，由于得不到群众的支持，没有站住脚。在华期间除晋察冀外，他还到了冀南，与八路军一二九师邓小平等领导人进行了座谈。
（二）艾斯·杜伦
艾斯·杜伦是一位美军军官，他做为盟军军事观察组成员，1945年1月从晋察冀军区到达冀中，军区司令员杨成武向他介绍了冀中军民抗击日军侵略的斗争情况，随后又安排他参观了七、八两个分区。在参观九分区时，因九分区司令部驻地遭敌袭击，杜伦于1月20日晚随九分区机关转移到皮里村。21日黎明，河间等地的日伪军六七百人包围了皮里村，分区领导及杜伦进入地道。日、伪军向洞里打枪、灌水、放烟、放毒，从地洞顶部挖掘，因地洞设施完善，最终未能攻破地道，无功而返。杜伦对冀中地道战及八路军极其佩服，连声称赞。他说“八路军伟大”，“中国老百姓伟大”，“日本必败，中国一定胜利”，并表示要将冀中情况向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的将军认真汇报。
（三）哈尔多·汉森
美联社记者哈尔多·汉森，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两次来到冀中抗日根据地，深入抗日现场，拍摄了大量珍贵照片，热情地向世界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他第一次到冀中是1938年5月上旬，当时正值日军向安国县进犯，驻安国的人民自卫军第二团多次打击日军，并缴获了大批战利品，驻北京的国际友人们前来参观，这时哈尔多·汉森作为美联社记者也前来采访，当他看到歹列在安国女子学校的战利品慰问品时，非常高兴，马上进行了拍照；在安国，他还深入到各抗日团体了解情况，和当地军民同吃、同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采访中，他采编拍摄了反映安国驻军、民兵、儿童团、妇求会的集会、练兵、学习、造地雷、查路条、写情报、做军鞋等情况的照片、文稿多帧。不久，当他再次来安国采访时，他对安国抗日动员委员会主任说，他上次来安国采拍的80余件新闻照片和消息，已发表在报刊上，公布于全世界，哈尔逊·汉森先生，不仅在当时声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1981年11月，他又把这批珍藏多年的照片亲自赠送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当时，曾战斗于河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国际友人还有许多。到太行山区医治抗日军民伤病的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奥地利等国的医生，采访敌后军民抗日生活的苏联和欧美国家的记者及其他一些专家等，如史沫特莱、汉斯、傅莱、班威廉、唐儒、林迈可等，他们都为河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做出了一定贡献。
三、并肩战争的反法西斯斗士
（一）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和日本人民解放联盟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是1939年7月7日由觉醒的日本士兵在延安组织成立的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进步团体。盟会设在延安，在全国分设21个支部。当时活跃在晋察冀边区的有其两个支部，即1941年2月23日成立的以田中实为支部长的冀中反战同盟支部和1941年5月7日成立的以宫本哲次为支部长的晋察冀反战同盟支部。活跃在晋冀鲁豫边区的有1942年成立的以秋山良照为支部长的冀南反战同盟支部和以吉田太郎为支部长由日本士兵觉醒联盟改名的太行反战同盟支部。1943年底，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在延安召开执选好会扩大会议，根据形势的发展，为促进日本军部的倒台，建立自由民主的日本，提议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改名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1944年3月9日，晋察冀日人反战同盟举行会议，决定把晋察冀反战同盟解散，另组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晋察冀地区协议会，4月29日，协议会正式成立，选举津田为主席。1944年5月1日，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太行支部宣布解散，成立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太行支部，由田村义次任支部长。1944年6月20日，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晋冀鲁豫地区协议会，选举松井英男为会长。
日人反战同盟及日人解放联盟的成员大都是受日本法西斯军部欺骗，被驱使到中国战场上来的下级军官及士兵，经八路军俘虏、教育，思想觉悟提高后，自动申请加入的。他们遵循反战同盟及解放联盟关于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后改为在八路军指导协助）下，高举反战大旗，与八路军联合起来，为共同结束侵略战争，打倒日本法西斯，拯救中华民族和日本人民而斗争到底的宗旨，积极开展各种反战活动，他们赢得了河北各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的欢迎和支持，主动在思想上给予教育，工作上给予帮助，生活上给予照顾，安全上给以保障。反战同盟和解放联盟成员认真学习，广泛开展反战宣传活动。晋察冀、冀中反战同盟创办了石印的《战友》、《前进月刊》、《前进画报》、《日本人民之友》、《光明月刊》等一系歹刊物，太行觉醒联盟创办了《晓》、《战友》、《时事新闻》、《觉醒新闻》、《反战》等报刊，介绍国内国际形势与宣传八路军的对敌政策等，发行量很大，影响广泛。河北各抗日根据地日人反战组织还利用排演文艺节目，举办中日战争座谈会，印制传单，制作“慰问袋”等形式，声讨日本法西斯烧杀抢掠等野蛮罪行，诉说战争给本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谴责日本军官欺压士兵的晋习，劝说日本士兵弃暗投明，他们还帮助部队培训日语人才，教唱日本歌曲，开展战场喊话，教育改造俘虏，做瓦解、争取日军等各项工作，在日军对根据地进行大“扫荡”的艰苦岁月，他们中的大部分成员还亲自参战，配合八路军进行反“扫荡”斗争。在战斗中，他们冲锋陷阵，英勇顽强，不怕流血牺牲。在的盟员在战斗中与部队失去联系，忍饥受冻，日息夜行，寻找追赶八路军。冀中反战同盟支部长田中实在战斗中被日军俘虏，面对日军引诱逼供酷刑拷打而忠贞不屈，直到牺牲，忠诚地履行了反战同盟的誓言。反战同盟改为解放联盟后，日本帝国主义已行将灭亡，河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日本反战人士的工作更加活跃。在抗战胜利前夕，他们以主要精力配合边区八路军争取驻华日军和日本居留民数百名。在受降期间，他们组织工作队到前线，争取日军向八路军投降，并筹办日军俘虏收容所。
（二）朝鲜抗日义勇队
活跃在太行山上的朝鲜抗日义勇队，是最早参加抗日斗争的外国友人组成的武装部队。1938年秋，中国境内的朝鲜革命者，在“集中一切力量，积极参加中国抗战”的口号下，组织了由武亭为总司令的朝鲜抗日义勇队，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该组织成立于武汉，后辗转于桂林、洛阳又到陕北，最后，东渡黄河到达太行。抗战前期，这支部队同八路军、决死队一道，参加反围攻、反“扫荡”、破路、袭敌等战斗。在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中，朝鲜义勇队英勇参战，顽强战斗，受到八路军总部的表扬。
1941年1月10日华北地区朝鲜反战组织的代表，在太行区成立了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朝鲜抗日义勇队受其领导，改名为“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1942年6月下旬，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改名为朝鲜独立同盟。并决定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立朝鲜抗日义勇队华北支队第二分队。
1941年11月，朝鲜抗日义勇队华北支队第二分队从山西省来到河北省元氏县。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把写有“朝中两大民族团结万岁”的旗帜插到哪里。指战员们纪律严明，秋毫不犯，还经常帮助群众挑水、推磨、扫院子，受到群众的称赞。全队除炊事员外，人人都会说汉语、朝鲜语和日语。他们散发的传单和张贴的标语，都用中、朝、日3种文字书写。每当夜幕降临，朝鲜抗日义勇队队员就到日军的前沿据点南佐镇、武庄、侯村等炮楼附近，用日、朝两种语言向日军官兵和朝鲜伪军喊话。
1941年12月，朝鲜抗日义勇队华北支队第二分队先后参加了仙翁寨战斗和胡家庄战斗。在胡家庄战斗中，在被数倍于我的敌人的封锁包围的情况下，指战员们奋勇杀敌，直打得枪管滚烫，拉不开枪栓。手榴弹打光了，就和敌人展开肉博战。战士朴哲东用刺刀连续刺倒两个敌人，当他与第三个敌人拼刺时，被另一个敌人从后面刺中而英勇牺牲。指导员孙一峰的子弹打光后，就与敌人扭在一起，因寡不敌众而被俘。日军劝其投降，他破口大骂，被敌人捅了十几刺刀而壮烈牺牲。队长金世光的右手负伤后，就用左手射击和指挥战斗，炊事员两次负伤，始终不肯丢掉驮着粮食的骡子，决不把粮食留给敌人。在危急关头，队长金世光用日语向日军喊话，把敌人骗到村东，使朝鲜抗日义勇队华北第二分队和抗日县政府的干部顺利突围。在这次战斗中，朝鲜抗日义勇队的孙一峰、朴哲东、韩清道、王现淳壮烈牺牲。队长金世光和战士金学东等4人光荣负伤。
与此同时，战斗在河北土地上的还有冀中朝鲜抗日义勇队。它在1941年底成立以后，除向日军士兵喊话做宣传工作以外，还和冀中人民并肩战斗。在1942年的反“扫荡”战斗中，队员吴明显冲锋在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朝鲜独立同盟和义勇队组织不断扩大。他们还参与各地民主政权建设，革命武装的组织和群众工作的开展，配合八路军深入游击区、敌占区对敌作战，取得了很好的战果，受到了人民赞扬与爱戴，与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于1941年10月发布了《优待朝鲜人民规程》并先后聘请和选举杨明山、朴孝三、崔启源等朝鲜友人为边区参议员。1945年8月，在抗日战争大反攻中，他们奉命与边区冀热辽部队一起挺进东北，配合苏蒙联军对日作战，之后，返回祖国，参加了解放朝鲜的斗争。
第八节 吸收团结知识分子
一、大量吸收知识分子
抗战时期，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政策，从河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实际出发，各地中共组织在吸收、团结知识分子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知识分子在河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及各方面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建立以来，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及各根据地中共组织都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工作，首先是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来根据地工作。无论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还是北岳区、冀中区、平西根据地中共组织对于前来参加抗战的知识分子都热烈欢迎，有的更是直接去沦陷区大城市动员、吸收。抗战爆发后不久，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党员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开展武装斗争的号召，冀中定县人张轸回到冀中。1938年1月，冀中中共组织利用张轸曾在北平大学教过书，社会关系多的有利条件，交给他动员一批知识分子到根据地工作的任务。根据冀中中共组织的指示，张轸从北平的北大、清华、辅仁，天津的南开和保定医学院等大学先后动员和介绍了一批知识分子到冀中抗日根据地。他们中间有著名的教授、留学生、工程师、技师，也有医院的科主任、大夫及护士，其中有学物理的、化学的、医学的、航空的、无线电的等等。就连北平当时唯一的一家广播电台一一燕生广播电台的部分技术人员也来了。在医疗方面，动员了与冀中有关系的医生、护士和保定医学院的内外科主任、教授、教员和学生来冀中根据地参加抗日，然后再通过他们动员其同学、同事到根据地来，在抗日高潮的推动下，一些专家、教授和有名望的知识分子相继来到根据地。如著名的殷希彭教授，曾留学日本的陈其园、张文奇等都是那时来的。对于来到根据地的知识分子，各根据地党政军民各级机关不分阶级、党派、民族、宗教、职业、性别和年龄，也不分国籍，只要不是汉奸，赞成抗日，都分配适当的工作，用其长、尽其力，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对一些知名的专家、学者，中共组织领导人亲自接待，听取本人的意愿和要求，区别不同情况，有的分配到机要通讯、军工生产等部门搞技术工作，有的分配到学校当教员，有的到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安排当干部。为了吸收各地来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边区先后举办了华北联大教育学院、抗大第二分校、白求恩卫生学校、民族革命中学等各类学校和各种训练班。据统计，1939年上半年，晋察冀边区已有约200名初级专门技术人员。1940年，仅军工生产系统表彰的就有74名工程师和职工。在最困难时期，军区工业部技术研究室和边区工矿局技术研究室均有一大批高、中级技术人才。1943年，北岳区29个县仍有2300多名中小学教师坚守教育岗位，这表明晋察冀边区各根据地吸收知识分子的数量是十分可观的。
晋察冀各抗日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不仅注意吸收知识分子，也十分关心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在工作中，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及各根据地中共组织把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作为各级组织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在基本上面向工农贫苦群众发展党员时，并不丝毫放松吸收革命的知识分子入党。据中共中央北方分局负责人聂荣臻1943年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北岳区党员成份，知识分子占3．41％。其次，坚定地提拔知识分子担任各级领导干部。1939年8月，在边区政府的处长、秘书主任和专员、县长中（包括冀中区），大学生约占50％左右，师范毕业生约占30％左右，其他中学生约占20％左右。他们还把吸收知识分子与实行“三三制”政权结合起来，提出“三三制”的重点是在把非党的科学技术专家、文化人、教育家、实业家以及其它方面的优秀人才团结起来。1943年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召开时，到会参议员288人，文化人、科学家、医生等名流学者计54人，占18．7％。1944年针对晋察冀一些地方出现的不信任知识分子的议论。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坚定而明确地指出：我们的老干部和新干部、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在创造、发展、坚持与巩固我边区的各种工作中，均起了重大作用，应该把尊重工农出身的干部和尊重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尊重老干部和尊重新干部的方针，同时提出来，并使之密切团结，合作互助。在生活上，在敌后抗战的艰难条件下，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及各级中共组织和政府千方百计地为知识分子创造一个较为稳定的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在边区最困难的时期，1942年3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公布了《优待技术人员暂行办法》，规定对科学家和专门技术人才，视情况给予特殊的照顾和优待。1943年，小学教员的待遇仍保持和政权工作人员一样。聂荣臻还曾指示，对一批医生教授和技术专家，按重病号生活待遇。
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冀南、太行两区，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太行分局的领导下，模范地贯彻了中共知识分子政策，中共冀南地方组织就积极联络文化教育界的上层人士和爱国人士，组成了抗日救国会、冀南民先总队。1938年6月，被誉为“红色教授”的杨秀峰奉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以河北省政府委员身份到冀南，他矢志报国的精神，强烈吸引着各界知识分子前来追随。同年，中共中央北方局在讨论冀南工作时，书记邓小平就时局和几个政策问题的发言指出，在文化教育方面，冀南要执行中共中央政策，应允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技术家来根据地与我们合作办学校、办报、做事。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到我们的学校学习。要放手任用、放手提拔知识分子及文化人。北方局的这一指示，为冀南贯彻中共知识分l子政策指出明确方向。从一开始起，冀南就广泛地吸收，团结来自各方面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对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团结工作做得尤为出色。由于措施得力，冀南成为各类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其中有敌占区和大后方知识分子，也有在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供职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数是在社会上有名望的专家学者，如张克成、罗青、艾大炎、谢仪声、马识途、齐燕铭等。当时在冀南的本地知识分子有以冀南教育界三大名流晁哲甫、孟夫唐、王振华为代表的一批土生土长的乡村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毕业于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几所著名的省立师范（中师）和县的简易师范（初师）。而来自河北省本省的知识分子有杜佩珊、刘季兴、王林、刘雨辰、马紫笙等。这些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也是相当知名的。从外省来冀南的高级知识分子则有艾大炎、罗青、游一声、赖小芳、谌厚兹等，这些知识分子各有专长，但比较清高。冀南区党委和冀南主任公署对于各类知识分子都注意团结。使他们都心情舒畅地努力工作。在团结的基础上，冀南党政对知识分子充分信任，妥善安排。比如艾大炎，是随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到冀南的河北省政府秘书，到冀南后，冀南区党委叫他筹备冀南文化协会，并做总负责人，以后冀南文化协会改称冀南文化救国总会，由艾大炎当主任；罗青是研究经济的，让他担任经委主任；安排赖小芳、游一声做参议，齐燕铭任总参议；1939年创办《冀南日报》，中共冀南区委又让艾大炎兼任社长。此外，对刘雨辰、王林、杜佩珊、刘季兴等也都按其专长安排了负责工作。为了更好地团结知识分子，冀南党政领导人经常到知识分子中去，诚恳虚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杨秀峰在这方面做得尤为出色。他适时地将重大问题向高级知识分子传达，还经常同他们促膝谈心。冀南中共组织还注意从政治上关心鼓励，生活上热情照顾知识分子。1941年以后，冀南党政领导对党外知识分子，经常进行个别谈话，从思想上政治上给予帮助、鼓励。在入党问题上，更是非常关心。在艾大炎任冀南行署秘书主任时，组织上决定刘铁之与其建立关系，1942年艾大炎被俘，中共组织不惜一切代价进行营救，艾大炎从敌人监狱里一出来，就被吸收入党。为培养知识分子干部，在杨秀峰的具体指导下，冀南区党委同冀中区党委于1938年8月，在深县创办河北抗战学院，广泛吸收知识分子，包括国民党员、无党派人士来院工作、学习。此后，根据形势发展，冀南区党委又先后创办了冀南抗日干部学校、冀南抗战学院，一大批知识分子在这里接受马列主义教育，逐步成长为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革命者。在培养教育的基础上，冀南许多知识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具体生活问题上，冀南区党委和行政公署也对知识分子十分关心，尽力地予以关照。在太行区，同冀南区一样，区党委大力贯彻知识分子政策，尊敬、优待、信任、大胆使用知识分子，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专长。在政权系统显得格外突出，具体表现在积极鼓励知识分子从政，把知识分子放在出头露面岗位上经风雨受锻炼。这样做的结果，使许多20多岁的知识分子，参加工作不久就当县长、专员，大量的知识分子担任了各级政权的负责工作。1938年初太行区冀西地区9个县的县长，全都是知识分子，其中7个县的县长是大专毕业或肆业。“冀太联办”成立后，调整了区划，有的县长被提拔调职，高级知识分子在县长总数中的比例略有下降，但是，仍有一半左右的县长，具有大专文化水平。此外，各县的科长、科员等，都由知识分子充任。由于河北各抗日根据地的中共组织认真贯彻执行中共知识分子政策，极大地吸引、团结了广大知识分子，充实、加强了党政军群干部队伍，使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为河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发展及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二、团结争取知识分子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各解放区及国统区重要城市中共组织遵照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开展了团结、争取知识分子工作。
一是团结、保护好新老解放区内的知识分子。在冀南，1945年10月邢台解放后，中共组织和人民政府即用一切力量恢复教育，对遭受战争损失的邢台师范，政府拨小麦、面粉予以急赈。邢台师范原为省立学校，1945年7月后日伪停发学校经费，全体师生已有断炊之虑，中共和人民政府的救济解决了他们最迫切的生活问题，而空前未有的民主生活则使全体教职员工感到极度的兴奋，把教师、学生与中共的关系一下子拉近了。对于邢台其它学校和原有的旧剧团、旧艺人及其他知识分子，中共冀南组织也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邢台市人民剧团，是从原中国大剧院分化出来的一个剧团，解放前，剧团演艺人员受尽层层剥削，过着痛苦的生活。邢台解放后，党和政府为了改造这个剧团，团结剧团艺人，中共邢台地方组织，派遣干部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文化水平，改造旧剧。
在其他一些解放区，各级中共组织也尽其所能，帮助知识分子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对他们尽量予以照顾，进行团结和保护。保定解放后，1948年11月25日，保定军管会宣布保护文化教育机关，学校维持现状。12月12日，军管会文教组派人走访了市内教育界知名人士，并召开了各校教师座谈会。对中小学教师、图书馆、民教馆的旧有职员、馆员采取自动登记、原职原薪的办法。26日，保定13所中学联合复课。1949年1月19日，中共保定市委召开保定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市委书记帅荣作报告时，进一步明确了中共团结、改造、培养知识分子政策。在随即开展的民主建政运动中，有52名知识分子被选为正副闾主任及正副组长。
二是积极领导河北省内国统区大中城市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并争取广大知识分子直接加入到人民的行列中来。除了领导北平、天津、唐山等地的学生运动外，在保定，中共地下组织还领导“小教联”斗争及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清苑县政府接收了保定11所小学，接收大员们只顾自己升官发财，不管小学教师死活。他们接收学校后一直不给教师发薪，使本来穷苦不堪的教员们无法维持生活，因而使教师们对国民党当局普遍产生了失望和不满。中共保定地下组织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秘密在各校活动，鼓励大家组织起来进行请愿，反饥饿，要生存，要求起码的生活待遇。1945年12月2日，11所小学的教师成立了清苑县立小学职员联合会，并派代表到清苑县政府请愿，要求补发薪水，增加薪金，改善待遇。经过斗争，反饥饿请愿的要求基本上达到了目的。事后，中共保定地下组织又挫败了国民党当局企图插手操纵“小教联”的企图及“甄审”计划，团结了保定的小学教员，扩大了中共地下组织在保定知识分子中的声望。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保定工作委员会于10月18日召开所属各县城工工作会议，“保委会”书记曹洪涛在会上作了《关于保定形势及如何加强城工工作领导的报告》，指出要贯彻统一战线方针，作好上层人员及知识分子工作。1948年10月，保定解放在即，中共保定地下组织想尽一切办法进行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保委会”宣传部副部长李春溪利用熟人关系给在保定当小学校长的尹汉卿写了一封长信，争取教育他。指出把学校保护好，即是为人民立了一功。11月22日保定解放后，中共保定地下组织团结青年学生崔正文及其它青年知识分子，在敌人撤退，解放军还未进城的空隙时间，自动出来劝阻群众抢劫机关、学校公物等，做了不少工作。
三是采取切实措施将国统区大中城市的一些进步知识分子接纳到解放区来。早在1946年，河北一些解放区内中共组织和政府就公开表明了欢迎知识分子到解放区的态度。1946年4月12日，《冀南日报》发布冀南行署布告，特别指出欢迎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及各种技术人才参加解放区的建设事业。1947年以来，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在河北国统区的许多大中城市里，人民群众与青年学生掀起了爱国民主运动。一些进步青年学生心向共产党，开始通过各种关系和途径进入冀东、冀中解放区。这时，河北几大城市特别是北京、天津、唐山的中共地下组织开始把向解放区输送青年学生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在唐山，接收学生工作主要由冀东区党委所辖的路南工委负责，通过唐山工学院的中共支部建立了学生接待站，在郊区设有联络点和交通员，由交通员把学生安全护送到冀东解放区，形成了一个包括联络、接头、转送各个环节的完整交通线。1948年初，国共双方的胜负形势进一步明朗，各解放区团结、争取知识分子的规模、范围进一步扩大。1948年4月，冀东区党委城工会议向各工委明确提出：要注意做学生工作，放手争取蒋管区知识分子来解放区，使其为人民服务。根据这个指示，北平、天津等工委积极开展争取和输送知识分子到解放区的工作。北平工委的输送线是北平经通县进入冀东解放区，天津工委的输送线是由北平到天津经宝坻进入冀东解放区。5月以后，国民党大势已去，除青年学生外，一些国民党雇员以及医生、教师、工程技术人员也纷纷投奔解放区。为了适应这种情况，唐山工委及其下属的唐北分工委和东矿分工委也相继建立了接待站，参与接收知识分子工作。10月，国民党政府下令唐山工学院南迁。该校的两个地下党支部组织师生开展了反南迁斗争，争取了一批进步学生留下来，投奔到冀东解放区。据统计，自1947年6月至1948年12月唐山解放，仅唐山市的中共地下组织就先后向冀东解放区输送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共400多名。在天津，中共地下组织也进行了一系列团结、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1948年11月，国民党政府下令天津高等学校、重要工厂企业及教授工程技术人员一律南迁。针对国民党的这一行动，中共华北局城市工作委员会领导下的天津地下党通过各种关系，在各工厂企业负责人、知名教授、工程技术人员及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开展反南迁工作，向他们说明革命发展的前途，宣传中共的城市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及私营工商业政策，希望并欢迎他们留下来，迎接天津解放。通过地下党的工作，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愿意留下来跟着共产党走，决不离迁。河北工学院、津沽大学等校的负责人，还公开向报界发表谈话，表示“坚决留津、决不外迁”。在北平，中共地下党组织也进行了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1948年8月，在冀热察区党委城工部领导下，北平工委建立后，向解放区输送了100多名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
对于投奔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各地党组织予以及时的培养教育，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冀东区党委对于投奔解放区的知识分子十分重视，为了能迅速发挥他们的作用，区党委在遵化县举办了知识分子短期训练班，组织他们学习革命理论和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这些知识分子经过培训后，及时投入革命斗争，其中的一部分人由中共冀察热辽分局派往东北地区工作，支援了东北解放区的建设，大部分留在冀东参加城市接管工作。由冀东区负责接管的唐山、秦皇岛、塘沽等市的各大厂矿企业的接管小组，大都由一二名老干部负责领导，再配备几名新到解放区的大学生。由于这些人熟悉城市情况，又有相当的文化水平，有的还具有一定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在接收和管理城市工作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唐山市电业局的接管小组，由一名老干部和几名唐山工学院的学生组成，他们接管电业局后立即组织恢复生产，由于采取了科学的管理办法，仅半年时间，唐山发电厂就成为华北地区的先进集体和全国节煤模范集体。
第九节 争取爱国人士
－、争取国民党军队将领起义
（一）争取高树勋起义
高树勋系原西北军将领，1944年8月，高树勋保释了中共地下党员王定南，并与八路军取得联系。多年来高树勋受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排挤歧视，和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矛盾日益尖锐，特别是在高和中共党员陈先瑞会面以后，在国民党中引起轩然大波。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命九十军向高部靠拢，对高进行监视，对高部的给养严加控制。由于中共对高的争取工作，使他认识到只有靠近中共，才能生存下来。所以，1945年8月1日，高树勋致信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表示向往革命和进步。刘伯承代表彭德怀复信，高度赞扬高树勋与八路军友好合作的态度和愿望。并指定王定南继续做好高的争取工作。
1945年10月14日，蒋介石命令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率三十军、四十军和新八军共4.5万人，从河南北部向冀南解放区进攻。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调集6万军队和10万民众，准备以两个月的时间歼灭来犯的国民党军。
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重视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国民党将领起义。早在上党战役进行期间，刘、邓多次听取王定南汇报，决定由王定南、高部的两名中共党员团长田树青、周树一和王定南的爱人唐宏强4人组成争取高树勋起义中共工作小组，由王定南担任组长。随后，又派申伯纯、靖任秋同王定甫一道做高树勋的工作。
在邯郸战役总攻发起前的10月28日清晨，王定南向刘、邓汇报说：高很愿意同八路军谈判，但还有些顾虑，因为高的夫人刘秀珍和王定南的夫人唐宏强还在徐州车站，如果现在起义，国民党会迫害她们。邓小平听了以后说：“高现在起义，不仅对当前作用很大，对今后的政治影响也是很大的。定南同志，你转告他，时机很重要啊！”刘伯承指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当机不断，反受其害。关于高夫人的安全问题，我们可以申请中央解决。”当王定南把刘、邓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高树勋，特别是刘、邓十分关心高夫人的安全，已申请中共中央转新四军陈毅军长派人到徐州车站接高夫人的事告诉他以后，高当即表示：我立即起义，走革命道路。
10月29日晚，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在王定南、靖任秋等人陪同下进人高树勋指挥部，代表刘、邓与高会谈。因李达是参加宁都起义的原西北军军官，两人一见面，谈得很融洽。李对高的起义予以鼓励，高则明确表示，10月30日率新八军和河北民军起义。并决定把他的指挥部移到马头镇，向八路军靠拢，双方接通电话。
10月31日，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副政委薄一波同新华社、新华日报负责人朱穆之、安岗等人去马头镇同高树勋会面。刘对高说：“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刚才来电，对高先生高举义旗，反对内战，主张和平，非常欢迎。我们今天特地到此代表他们向你和全体官兵表示欢迎和慰问。”高同刘伯承等人共进早餐后，高提出需要向全国发表一个通电。刘也认为发个通电非常必要。高的通电稿当天由新华社播发。为了便于高部安全休整和补充棉衣，经双方商定，高部在11月1日离开战区，开往武安县伯延一带。
11月2日，毛泽东、朱德来电祝贺高树勋起义。根据毛泽东提名，起义部队改名为“民主建国军”。11月10日，高树勋部在武安县邑城镇召开大会，宣布成立“民主建国军”。中共中央任命高树勋为总司令，王定南为总政治部主任，范龙章为第一军长，乔明礼为第二军长。当月，中共中央批准高树勋为中共党员。
高树勋起义对八路军取得邯郸战役的胜利起到了促进作用，推迟了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时间，在全国影响很大。而后，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党军队开展宣传运动，号召国民党军队官兵学习高树勋部队的榜样，这个运动称为“高树勋运动”。
（二）争取高自信起义
王子兴（原名孟庆元）系抗日战争时期由冀中公安局派往石门（石家庄）做情报工作的共产党员，后来他归中共冀晋区委领导。1945年8月16日，他奉命配合中共冀晋区委副书记王昭（晋察冀边区政府任命的石家庄市长）赴石门受降受阻后，受王昭和中共冀晋四地委副书记齐文川派遣，第二次进入石门。他利用同国民党先遣军副司令孟宪馥的同乡同族关系，打入先遣军侯如墉部保安第十一纵队，当了上尉参谋。经过他的努力，解除一些人的怀疑，在孟宪馥这个保护伞下站住了脚跟，进而在国民党先遣军中广交朋友，开展情报工作。他发现先遣军里的团长高自信和一营营长白兆祥是有正义感的人，便通过为高团长夫人请医生和为白营长在石门找房子，以及送米、送面等事情，赢得了他们的信任，成为好朋友。经过进一步的工作，使高、白认识到在先遣军里混下去是没有出路的，进而萌生了起义的念头。
王子兴利用同高自信和白兆祥的关系，组织了两次策反工作。第一次是1946年秋，策动白兆祥起义。由于当时先遣军的防区调整，白兆祥营从新乐车站调往新乐城内，使起义计划破产。第二次是利用国民党第三军同先遣军的矛盾以及先遣军内部的矛盾，策动团长高自信起义。1947年1月12日夜，王子兴、高自信率领1000余人自新乐城出发，投奔解放区。途中虽遭国民党军堵截，王子兴一度被捕（后又脱险），但团长高自信仍率部分起义官兵安抵解放区。
二、争取国统区爱国人士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河北各地的中共地下组织广泛开展了争取团结国统区爱国人士的工作。
在唐山，中共地下组织利用各种机会和方式团结争取各厂矿有爱国思想的职员、经理及其它社会知名人士，向他们宣传中共的政策，争取他们合作。经过中共组织的工作，德成面粉公司经理兼总工程师刘泽民、铁路唐山制造厂工程师周广富等在解放前夕都与中共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在后来解放、接收唐山时，他们发挥了一定作用。辽沈战役后，国民党企图在撤退时破坏开滦煤矿，为保护开滦，中共地下组织通过关系与英国资本家代理人开滦矿务局总管魏肫取得联系。冀东区党委社会部长李一夫亲自给魏肫写信，提出只要他设法保护矿山安全，解放后中共及人民政府就保证开滦矿的合法经营。魏肫收到信后，表示愿意与中共合作，他四处活动，与国民党驻军头目拉关系，在保护开滦矿斗争中起到了一定作用。由于有效地进行了统战工作及群众性护厂护矿斗争，国民党军撤退时，唐山各大厂矿都完好保存下来，照常生产，城市秩序没有发生大的混乱，保证了接管城市工作的顺利进行。
在天津，中共地下组织开展对社会知名人士的统战工作比较早。1945年11年25日，冀中区党委发出给中共天津工作委员会《关于天津市工作的指示》，要求开展各界民主统一战线工作。1946年3月，冀中区党委书记林铁在天津工作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天津的群众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工人运动，二是学生运动，三是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天津市委于1946年8月7日召开扩大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分析，确定了市内新的工作方针是巩固与严密党的组织，进行分散而慎重的发展；不强调领导与发动群众斗争，而是深人联系群众，团结一切爱国人士，组织广泛的统一战线，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为此，中共天津市委决定建立统战部，以娄凝先为部长，积极领导开展对社会知名人士的统战工作。1947年2月，中共天津市委撤销后，天津市内工作由冀中区党委城工部直接领导，但天津市内原有的工运、学运、市民、统战4个系统的组织不变，继续开展工作。1947年4月27日，冀中区党委城工部发出《对天津形势的估计和八分区目前工作意见》的指示，提出凡爱国同情民主的人都要争取团结，孤立分化国民党及三青团，要动员天津学生通过家长开展社会中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1949年1月，在平津战役即将打响前夕，天津中共地下组织通过各种关系积极与上层人士和民族资产阶级中有影响的人物接触，宣传中共的政策，稳定其情绪，表示希望并欢迎他们留下来迎接天津解放，参加建设。地下党的活动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杨亦周，当时任中纺天津分公司经理，1948年11月以后，中纺上海总公司以“奉蒋总统谕，不得有违”的理由，连续发出电报要他将天津分公司库存的80万匹棉布和1.5万件棉纱抢运到上海。在地下党工作下，他接电后用“正在觅船装运”、“接洽飞机抢运”等话进行搪塞，一直拖到天津解放，终于将这批物资保留下来。中共地下党领导人智黎，通过国民党社会部长胡梦华的女儿(中共地下党员）的关系，亲自做胡梦华的工作，争取了胡把保护好的天津市国民党政府社会局全部档案，完整地交给了人民政府。为了做好水电供应和交通运输方面的工作，保证天津解放后立即恢复城市活力，天津地下党又通过各种关系同电力局、电讯局、自来水公司的上层人物广泛接触，通过大量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一边，保证了天津水电供应不中断。
在保定，冀中区党委下属的保定工作委员会在石家庄解放后，加紧了统战工作。1948年5月30日至6月5日，保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对保定解放后的接管工作进行了研究安排。会议决定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会议要求在开展城市工作中广泛地团结学校中的知识分子，工业企业中的工程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和社会上的开明士绅等中上层知名人士，要和他们交朋友，建立感情，特别是对教育界的知名人士马午亭，工商界的知名人士吴星文、赵少农等几位影响较大的人物，通过他们的家属开展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

第三章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工作
第一节 帮助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
一、帮助民主党派建立、恢复和发展组织
（一)帮助民主党派建立和恢复组织
1950年9月中共河北省委统战部成立后，即开始在中共河北省委领导下，负责帮助民主党派建立组织和发展成员工作。1951年4月11日至16日，在中共河北省委领导下，全省第一次统战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指出，为协助各民主党派发展组织，必须积极做好准备工作，下半年根据工作情况，逐步帮助建立组织。1951年8月3日省委统战部在向省委的汇报中提到:“各民主党派不建立省的统一机构，在哪一个市建立，就是该市的支部。市支部由该党的总部直接领导。”1951年9月27日省委统战部经请示省委同意，拟定《关于协助各民主党派建立组织发展党员的指示》，发至各市委、省委直属党委、省政府党委会，重申了以上协助民主党派在个别市建立组织的精神。省委要求在1951年10月底以前，保定市建立起民革，唐山市建立起民盟筹委会办事机构。唐山、石家庄、保定三市在11月底前分别建立起民建筹委会组织。
关于建立民革组织问题。民革总部向中共中央统战部提出以李兴中、高树勋在保定建立民革筹委会，并要求中共派党员干部参加其领导。1951年6月15日，中共中央统战部曾函示中共华北局统战部与中共河北省委统战部，同意在保定成立民革组织，并指示应主动加以帮助。1951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再次函示中共华北局统战部并中共河北省委统战部，指出:关于民革在保定建立组织问题，民革中央认为，鉴于成员多在省政府、省协商委员会和省直机关工作，为了配合工作方便些，最好改用“河北省分部”名义。中共中央统战部对民革愿意建立河北省的而不愿建立保定市的组织表示“亦应予同意”。并请中共华北局统战部和中共河北省委统战部加以考虑。1951年11月24日，中共华北局统战部函示中共河北省委统战部，对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民革中央拟在河北建立河北省分部的意见，表示同意。1952年1月，根据中央和华北局统战部的指示及省委的决定，省委统战部先后经与民革有关人士多次酝酿协商筹委会建立工作。1月31日民革总部正式通知，6人为河北省民革分部筹备委员，以李锡九为召集人。在李去世后，又改委李兴中为召集人。经过中共河北省委统战部及保定市委统战部的积极协助，于1952年2月24日在保定市正式成立民革河北省分部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5人，李兴中为召集人。同年8月向社会公开，并召开了大会，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薛迅、省委统战部部长刘洪涛出席并讲话。这是河北省民主党派第一个省级筹备组织，当时全省民革成员共28人。1956年7月20日至30日民革河北省第一次全体党员大会在保定市河北饭店召开，选举产生了民革河北省委员会，这是河北省民主党派第一个省级委员会。1958年10月15日至22日，在天津市天津饭店第一分店召开民革河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1963年2月18日至3月5日，在天津市天津饭店召开民革河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
1953年4月18日，“民建唐山市支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这是河北省民主党派第一个市级筹备组织。1955年2月27日召开民建保定市第一次全体会员大会，选举产生民建保定市第一届委员会，这是河北省民主党派第一个市级委员会，当时保定市共有民建会员73人。1956年9月21日至23日，在保定市河北省人民委员会交际处召开民建河北省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1959年4月2日，民建河北省工作委员会在天津市召开全委扩大会议，省工委改组，成立民建河北省第二届工作委员会。
河北省民主党派最早的基层组织应是1950年3月成立的民盟张家口小组。1958年10月7日至10月13日，在天津召开民盟河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民盟河北省第一届委员会，1963年2月25日至3月4日，在天津召开民盟河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民盟河北省第二届委员会。至1966年4月，全省民主党派共有民革、民盟、民建3个省级组织，20个市级组织。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全省民主党派停止工作。
1973年5月恢复中共河北省委统战部。1977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民主党派问题的请示报告》和中共河北省委批转省委统战部《关于我省爱国民主党派问题的请示报告》精神，建立河北省各民主党派省级组织临时领导小组，开始恢复组织工作。1980年3月18日至24日在石家庄市召开民建河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产生民建河北省第一届委员会。同年3月19日至24日，在石家庄市召开民革河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民盟河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民进河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同时召开，分别选举产生了民革河北省第四届委员会、民盟河北省第三届委员会、民进河北省第一届委员会。1984年9月19日至23日在石家庄市召开农工民主党河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农工民主党河北省第一届委员会。同年9月19日至23日，在石家庄市召开九三学社河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产生了九三学社河北省第一届委员会。截止1986年底，经恢复发展，全省民主党派地方组织达到59个，其中省级组织6个，市级组织53个，基层组织510个，分布在全省10个市区。1987年2月，根据中共河北省委冀发〔1986〕29号（即中共河北省委批转省委统战部《关于加强我省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的报告)文件中关于“民主党派可先在新建的县级市发展成员，建立组织”的精神，中共河北省委统战部与各民主党派省委进行协商，确定：各民主党派均可在廊坊、衡水发展组织，其余6个县级市应适当分工各有侧重，具体是：泊头市可由民革、民盟、农工党发展组织；涿州市可由民革、民盟、农工党、九三学社发展组织；定州市可由民建、民进、农工党发展组织；任邱市可由民盟、民进、九三学社发展组织；辛集市可由民革、民建、民进发展组织；南宫市可由民革、民建、民进发展组织。此后，河北省民主党派的地方组织分布区域扩大到16个市。据统计，从1950年3月起，截止1997年底，河北省各民主党派共成立省级组织6个，市级组织65个，县级市组织5个，基层支部825个。民革河北省委员会1980年恢复后，分别于1980年3月19日至24日、1984年9月19日至23日、1988年6月21日至24日、1992年9月3日至5日、1997年5月26日至28日，在石家庄市召开了民革河北省第四、五、六、七、八次代表大会。民盟河北省委员会自1980年恢复后，分别于1984年9月15日至22日、1988年7月30日至8月2日、1992年9月2日至5日、1997年5月26日至28日，在石家庄市召开了民盟河北省第四、五、六、七次代表大会。民建河北省委员会于1980年恢复后，分别于1984年9月22日至27日、1988年9月14日至19日、1992年9月3日至5日、1997年6月3日至5日，在石家庄市召开了民建河北省第二、三、四、五次代表大会，民进河北省委员会自1980年建立后，分别于1984年9月18日至21日、1988年6月21日至23日、1992年9月17日至19日、1997年5月26日至28日，在石家庄召开了民进河北省第二、三、四、五次代表大会。农工民主党河北省委员会自1984年建立后，分别于1988年6月21日至24日、1992年7月17日至19日、1997年6月3日至5日，在石家庄召开了农工民主党河北省第二、三、四次代表大会。九三学社河北省委员会自1984年建立后，分别于1984年9月19日至23日、1988年6月21日至24日、1992年9月17日至19日、1997年6月3日至5日，在石家庄召开了九三学社河北省第一、二、三、四次代表大会。
河北省民主党派历届委员会负责人名单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河北省委员会（1956～1997年）
第－届委员会（1956年7月）
主任委员：李兴中
副主任委员：耿毅 安桂馨 廖安邦 刘旭初
第二届委员会（1958年10月）
主任委员：杨亦周
副主任委员：高树勋 刘持钧 齐璧亭 寥安邦
第三届委员会（1963年2月）
主任委员：杨亦周
副主任委员：高树勋 刘持钧 齐璧亭 寥安邦 孙越崎 范绍韩
第四届委员会（1980年3月）
主任委员：孙越崎
副主任委员：范绍韩 王达甫 梁范民 猪润德
第五届委员会（1984年9月）
主任委员：李同伟
副主任委员：朱泽吉 黄 岚 秦志新 黄琪玲
第六届委员会（1988年6月）
主任委员：黄 岚
副主任委员：秦志新 黄琪玲 赵伟铎 林信平
第七届委员会（1992年9月）
主任委员：黄 岚
副主任委员：秦志新 黄琪玲 赵伟铎 林信平
第八届委员会（1997年5月）
主任委员：齐续春
副主任委员：赵伟铎 林信平 杜可喜 赵振国 毕又澄 孔小均
中国民主同盟河北省委员会（1958～1997年）
第－届委员会（1958年10月）
主任委员：刘清扬
副主任委员：张国藩 胡 毅 韩温冬 余明德
第二届委员会（1963年3月）
主任委员：刘清扬
副主任委员：张国藩 胡 毅 韩温冬 余明德
第三届委员会（1980年3月）
主任委员：胡 毅
副主任委员：张毓德 王 健 都本洁
第四届委员会（1984年9月）
主任委员：胡 毅
副主任委员：王 健 严仁覃 吴伯敏 张胜瑕 张遐昌 张毓德 都本洁 漆 浃
第五届委员会（1988年8月）
主任委员：王 健
副主任委员：高庠玉 漆 侠 张遐昌 严仁覃 王震源 王 义
第六届委员会（1992年9月）
主任委员：都本洁
副主任委员：高庠玉 严仁覃 王 义 郭念恭 李光震 伍休武 王震源
第七届委员会（1997年5月）
主任委员：都本洁
副主任委员：李光震 王 义 王震源 何文杰 龙庄伟 黄国强 马洪骏
中国民主建国会河北省工作委员会及省委员会（1956～1997年）
第－届工作委员会（1956年9月）
主任委员：吴韫山
副主任委员：杨扶青 陈国璋 申希礼 王万春
第二届工作委员会（1959年4月）
主任委员：王光英
副主任委员：吴韫山 杨扶青 薛品轩 申希礼 王万春
第－届委员会（1980年3月）
主任委员：申希礼
副主任委员：王万春 田玉璞 陈国璋 范国栋
第二届委员会（1984年9月）
主任委员：申希礼
副主任委员：田玉璞 陈国璋 范国栋 徐庚萌 李康良 程殿宁
第三届委员会（1988年9月）
主任委员：余振中
副主任委员：田玉璞 张 旭 范国栋 徐庚荫 李康良 程殿宁 李新生 曹学忠
第四届委员会（1992年9月）
主任委员：余振中
副主任委员：王光川 徐庚荫 李康良 程殿宁 李新生 曹学忠 杜长恩
第五届委员会（1997年6月）
主任委员：赵 燕
副主任委员：杜长恩 赵桂英 王 奇 安 邦 张光大 魏 华 李国良
民进河北省委员会（1980～1997年）
第一届委员会（1980年3月）
主任委员：潘承孝
副主任委员：刘震华 张效直 李汝祺 任 光
第二届委员会（1984年9月）
主任委员：刘震华
副主任委员：王思多 任 光 陈 慧 张铭德 刘运翔
第三届委员会（1988年6月）
主任委员：刘震华
副主任委员：王恩多 阎恩荣 常乃莹 陈 慧
第四届委员会（1992年9月）
主任委员：刘震华
副主任委员：陈 慧 王恩多 阎恩荣 常乃莹 朱樟楠 张晓英
第五届委会（1997年5月）
主任委会：陈 慧
副主任委员：李有成 阎恩荣 朱樟楠 张晓英 管美贤 张广全 王建辉
农工民主党河北省委员会（1984～1997年）
第一届委员会（1984年9月）
主任委员：马新云